香港的外滙儲備是否足夠？

信報財經新聞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1,000) 2011-02-21
P17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標示關鍵字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日前發表大作〈外滙基金與香港的貨幣和金融穩定〉（編按全文刊本報2 月18 日第三十八版），貫穿其中的一個思想，是在波譎雲詭的國際金融環境下，香港擁有的外滙資產愈多，愈能保障安全。

這顯然是事實，我毫不反對。不過，我們也不可忘記，金融安全的背後也有着沉重的成本。截至2010 年12 月止，外滙基金的總資產是2.35 萬億港元，等於每名港人平均有33 萬港元押在外滙基金之上。就算我們扣掉外滙基金的欠債部分，只把政府可自由運用的5923 億財政儲備和5914 億的基金權益加起來，也有接近1.

2 萬億的天文數字，每名港人平均有17 萬元由金管局託管。

對此，我們不能不問幾個問題：外滙基金的資產要多少才最合理？亦即其成本與效益間如何尋得平衡；這筆資產應用在什麼地方，不應用在什麼地方？如現在的資產已經過多，額外的資產應如何處理？

外滙基金資產三大用途

從政府的角度看，外滙基金的資產似有三大用途。第一是用以捍衞聯繫滙率；第二是在金融體制出問題時，有財力可出手挽救；第三是政府財政出現赤字時，有儲備支持，不用借債。對這三大用途，我們可逐點分析。

用以支撐聯繫滙率的所謂貨幣基礎，今年1 月共有1.06 萬億港元，其中的250 0 億元是用以替流通鈔票提供百分百的支持，此點是聯滙制的核心，若香港繼續採用此制度，則這筆錢完全不能動。

貨幣基礎的另一筆錢，是各銀行存放在金管局中的結餘，2011 年1 月份有148 7 億，比起1997 年6 月的4.8 億元相差以百倍計。近年銀行結餘增加這麼快，是因為銀行怕熱錢來去如風，外資一旦撤走，銀行可迅速地用這筆結餘向金管局換外幣，以免重蹈亞洲金融風暴時外幣不足、利率被推得與天試比高的覆轍。這筆錢等於銀行的保險金，暫時也是動不了的。

貨幣基礎的第三筆錢，是用以償還外滙基金及債券的資產。上月此數總額高達6557 億，與97 年間的不足900億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筆資金亦可因資金外流而突然劇減，甚至消失，所以也是不動為妙。

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按以上所說，過萬億的貨幣基礎不能動，但光是這筆錢是否足以保障聯滙制？

我於96 年兩次在本欄談過這問題，認為聯滙制的安全性並不如當時金管局所認為的那樣固若金湯，原因是就算把所有外滙資產加起來，也不足以對港元的貨幣供應量M提供百分百的保證，若有大量港人不再相信港元，聯滙制不會守得住，所以港元滙率不是不可炒。

金管局當時信奉的利率與滙率自我調節機制，在信心不足的條件下，並不足夠，後來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亦印證了此說。今天外滙基金所有的資產加起來，也只是港元M的六成，香港是否需要更多的儲備去捍衞聯繫滙率？

我認為除了貨幣基礎外，聯滙制已不再需要額外的儲備了。原因有二，第一，自98 年9 月的聯滙機制改革後，炒家炒賣港元已經遠比以前困難。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炒家用幾十億港元已把息口弄至280％，今天若要起到同樣的效果，炒賣的金額恐怕要8000 億以上（貨幣基礎減去流通鈔票）才可做得到。對炒家而言，風險已是太高。第二，將來港元與人民幣掛鈎的機會很大，在一國兩制下，狙擊港元有如單是狙擊在紐約的美元，十分荒唐。以中國貨幣量規模之大（中國的L已超越美國的L），狙擊人民幣的機會已經慢慢消逝。

外滙基金資產的第二個功能是在必要時挽救金融體制。

此用途出發點雖善，過去偶然也會做到（例如提供存款保障），但將來恐怕愈來愈脫離實際，香港的M有7 萬億，基金權益加財政儲備的1.2 萬億根本便不足夠提供全面的保障。大家接受存款保障只是因為市民對香港的銀行體制信心仍足。根據金管局的數據，香港的銀行資產有12.3 萬億，股票已增至21 萬億，加起來的金融資產已有33.3 萬億，等於中國的三成，亦等於香港二十年的GDP，外滙資產的十四倍以上。

若香港金融業能按以往的速度發展，變身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其規模只會愈來愈大。要以香港一地之財力去捍衞香港的金融業，不啻是要紐約市政府獨力去應付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其志雖高遠，但不切實際，不如研究出一套機制，假想香港出現金融困局時，中港兩地如何互動解救。我認為將來根本不用預留儲備去挽救可能出現困局的金融業（銀行擠提是例外，要救），否則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政府有能力還富於民

外滙基金的第三個功能是應付財赤。我們若分析過去十多年香港的財政儲備，當會發現其表現差強人意。去年底政府財政儲備5923 億，比1998 年只是增加了16 67 億（每年平均增幅2.8％），而其中大部分的增幅都是來自2010 年。

此種缺乏光芒的成績，主要是因為香港政府在98、00 至03年度都出現過頗大的財赤，這個缺口近年才被補回去。我從來不相信幾年前不少人提出過的所謂香港出現了「結構性赤字」，但政府有些時候未能壓縮開支卻會帶來隱憂。

財政儲備的增幅雖然緩慢，但歷史投資回報所累積的基金權益表現卻好得多。

這筆財政司司長有權可動用高達5914 億的款項比起98 年底增加了3492 億，每年增長率7.7%。這筆錢以後還會增加，貨幣基礎的投資回報也可算在其內。若要還富於民，它是最不會引起後患的一筆錢。

我認為以香港目前的財政狀況，政府有能力還富於民。但怎樣做才可保住審慎理財的原則？方法很多，只舉一例，但這例子也涉及幾個步驟同時進行。

6000 億元的基金權益及貨幣基礎中部分款項的投資回報（以往都不納入財政收益），其實可全部抽取出來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政府甚至可劃出某些支出項目可全部由這些收入支付。這筆回報平均每年可達500、600 億元並非難事。倘若政府能把開支再壓縮到GDP 的16％至17％左右，每年又可節省300 億元。

為什麼要減政府開支？這是經濟學一個很古老的問題，答案是政府用的是其他人的錢，而且經常因受到政治或利益團體的壓力而用不得其所，效率還不及私人理財那麼高。按上述所算，每年多出的800、900 億元有什麼用？

我十年前寫過一篇「無稅社會」的文章，認為以香港儲備之豐及賣地收入之可觀，大有條件完全取消直接稅，但前提是政府開支要壓縮至GDP 的14％左右（八十年代時香港正是如此，經濟亦表現很好）。

零薪俸稅吸引人才來港

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多年前已有論證，開支佔GDP 愈高的國家，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經濟增長率會愈低。還富於民，讓人民自己作出理財的判斷，效率比之於把我們的財富借給美國人揮霍顯然大有機會更為理想。

金管局買了美債後，其實還要捱罵；美國有些人認為亞洲諸國借錢給他們，是縱容他們胡亂使錢的成因，所以同時也是造成金融海嘯的元兇。

香港開埠以來一直實行自由港制度，除了極少商品外，完全沒有關稅。這個零關稅政策的結果是就算在今天，出入口貿易加上與其相關的物流業仍佔GDP 的27％，是香港最大的經濟板塊，遠超於只有GDP 18％排名第二的金融服務業。若無零關稅，這種成績不會達到。

上述的800、900 億元可以如何還富於民？增加政府開支對經濟有不妙的影響，過去三十多年來宏觀經濟實證研究中已有大量證據，但減稅的效果通常十分正面。據政府月前為預算案發放的資料，2010-11 年度薪俸稅共398億元，印花稅共300 億元，兩者加起來約700 億元。

印花稅相當程度地等於金融買賣稅，把它取消，可對香港的金融業發展有巨大的刺激作用，會有如零關稅般把多一個經濟板塊推上新一個台階。

薪俸稅是人才稅。零薪俸稅等於向世界發出宣言，香港的財政狀況是如何良好，對吸引人才來港或鼓勵港人更加勤奮工作都有極大益處。香港未來發展最需要的是人才，有這大手筆，形勢會大幅好轉。

免掉這兩種稅，其他國家做不到，但以香港的財力卻可行。有人認為香港要擴闊稅基，但收支若能平衡，擴闊稅基只是無聊之舉。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

撥開雲霧 敢於擔當

明報 2011-02-21
A29 | 觀點 | By 陳茂波 標示關鍵字

今年1 月19 日，我在立法會提出「公共財政政策檢討」的議案，指出「過去十多年，香港經濟雖然持續向上發展，但不少低收入和基層人士卻完全不能受惠，導致社會上出現貧者愈貧的現象，甚至出現『三無』、『五無』等人士；政府過去往往透過一刀切的一次性措施，將部分盈餘回饋市民，但有關措施缺乏長遠政策目標，又未夠針對性，造成需要幫助的人感到措施不到位，而不需要幫助者則只覺得錦上添花而毫不在意；低收入人士生活日益困苦，造成社會上的怨氣和矛盾」，所以，我動議「促請政府全面而深入地檢討香港的稅收、社會福利和公共財政政策和措施，並明確訂定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以解決貧窮問題和消弭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議案獲各黨派支持通過。

可惜，當天代表政府回應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陳家強教授，只是老調重彈，重申「香港一直奉行簡單及低稅率的稅制，並致力保持稅制公平和中立的原則」，又說「政府亦因應社會和經濟情况，推出措施協助市民渡過經濟逆境，及與市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以及「財政儲備必須能夠應付日常需要，並且給予我們（政府）足夠的資源，應付未有撥備的負債，以及由於經濟周期起落和突發事件，或社會結構轉變而對政府財政帶來的壓力」。陳局長完全沒有就我和議員們的發言，作出針對性的回應，使人失望。

議案通過後，在社會上掀起了一番討論，加上預期本年度財政盈餘高達800 億元，社會上要求政府檢討公共財政政策的討論也日見熾熱。

在2011/12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進入倒數階段之際，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和陳局長，上星期突然分別發表題為〈善用儲備〉和〈財政儲備供政府動用為市民提供服務〉的網誌和評論文章，大談香港的理想財政儲備水平、地價收入和應計會計制，內容猶如回應我和論者的一些批評。

兩位高官遲了一個月，才拋出長文，反應雖遲，但總比充耳不聞好。一直以來，不論議員或團體向他們表達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他們都甚少回應，不採納也不會解釋原因。今回兩位肯略作間接回應，算是進了一步。

可惜，仔細閱讀兩位的鴻文，卻不禁令人搖頭嘆息。除了文章無甚新意外，更予人自以為是、思想僵化、混淆視聽、為保守理財諸多辯駁之感。但事實勝於雄辯，讓我們看看以下資料。

1 財政儲備

過去鮮有談及財政儲備水平的曾司長，在文章中引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06 年底曾經作出的分析，認為香港的理想財政儲備水平，應維持在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30% 至50% 之間， 以應付收入波動」。司長又說： 「由於人口老化會對醫療和社會福利開支造成壓力，財政儲備更是重要的依靠，預計到2030 年，我們（政府）額外需要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30%的儲備，來應付這方面的挑戰。」

一直以來，政府將公共開支（即政府開支加上營運基金和房委會的開支）水平定於不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20%。如果按照曾司長引用的水平計算，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30%至50%之間的財政儲備，相等於18至30 個月公共開支。如果以最新公布截至去年第3 季的本地生產總值12 個月數字約17,358 億元推算，曾司長認為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應維持在5207 億元至8679 億元。未來20 年，政府還要額外增加18 個月公共開支的儲備，即另加5207 億元才足夠。截至2010 年12 月底，我們的財政儲備才得5793 億元，按司長的邏輯，我們距離目標還很遙遠呢！

翻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後，我認為，曾司長說預計到2030 年，香港額外需要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30%的儲備，是危言聳聽。該組織的立論基礎是香港人口老化，對醫療和退休保障開支造成壓力，倘若我們在醫療方面仍維持目前的方式，便有增加儲備的需要。姑且不去細究基金組織的測算是否合理可信，現時，香港正就醫療改革進行諮詢，亦預留了500 億元種子基金，正確的應對辦法是政府盡快推展和落實有關的工作。

事實上，單靠每年累積財政儲備，政府是無法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醫療和退休保障問題。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應是讓市民了解問題的嚴重性、提出解決方法，讓整個社會一起探討並尋求解決方法，包括及早處理全民退休保障問題。

2 賣地收入

至於陳局長指「地價收入雖然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但這並不代表賣地收入只能用於工程及設備，而不能用以支付一般政府服務開支」，又說「如基金的結餘超過來年所需，我們（政府）會把資金撥到政府一般帳目以供應用……2007/08 年度為例，我們（政府） 把300 億元從基本工程基金轉撥一般收入帳目」，就此，我翻查了過去10 年的基本工程基金帳目，事實是，除了上述2007/08 年度外，政府只在2000/01 年度作出相同的轉撥，金額只是60 億元。試問，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可以靠這些時有時無的轉撥，去應付經常性的開支預算嗎？

何况，過去10 年，政府曾分別於2002/03 年度和2003/04 年度，從一般收入帳目中，將440 億元撥入基本工程基金。換言之，10 年內，政府是從一般收入中淨挪出80 億元注入基本工程基金，而非從後者轉撥餘款去挹注一般的支出！

工程開支隨着工程的多寡而大幅上落，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將一個特定比例的賣地收入列為經營收入，使到政府對經營性開支的承擔能力，得以更穩定和清晰，從而可以對社會和民生各方面作出長遠的規劃和投放。目前政府的理財哲學，根本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毫無前瞻性。

政府經常說要有財政紀律，不可輕易有經營赤字，問題是高地價政策導致多年來政府的收入結構，有相當大的部分是來自土地。過去7 年，平均每年達317億元；過去10 年，平均每年也達274 億元，政府把它統統列入非經營帳，以致這筆收入完全不能挹注經營開支，大大限制了香港在貧窮、教育、衛生、社福方面的開支能力。這個入帳方法的依據，是賣地猶如賣資產，因此是資本性收入、是非經營收入。我自己反問，也深切反思，年年賣地，年年都有賣地收入，這項收入是否已是恆常活動之一？作為普通市民，擁有的房產不多，賣樓就是非經營收入，但地產商年年賣樓，就是經營收入。我們是否應該簡單化地把賣地收入列入非經營帳呢？政府是否應該檢討和改變現時的做法呢？有人說賣地會有賣完的一天，故是非經營收入，但香港有80%以上的土地未開發，我們愛護維多利亞海港，不再填海。但如有需要，可以在遠些的例如大嶼山填海，土地是否真的有限呢？况且，賣地是有年期的，年期方面還有可變動的空間。

作為香港人的會計師，我完全明白經濟環境會令賣地收入大幅波動，如果簡單地將全部賣地收入列入經營帳，有時是難於預算。但政府應將一個特定比例的賣地收入列為經營收入，挹注經營開支，這樣做會比較好地反映香港在中、長期內，有多少財力做應做的工作。

3 應計會計制

陳局長又非常封閉地說： 「政府的企業投資如市區重建局、香港科技園公司等，均有其政策需要，也正因如此才獲立法會批准用公帑投資這些企業，因此不能隨便變賣。」然後又說： 「理論上我們雖可變賣這些資產換取現金，但卻會涉及重大政策問題及影響公共服務。」我不禁搖頭嘆息，陳局長是斷章取義。我在議案辯論中並沒有要政府變賣所有資產，而是指出政府有些資產是可以套現而不影響公共政策，例如，將在港鐵的持股量由77%減至50%、把機場管理局上市但仍由政府持有50%的控股權，這樣做既不會影響消費者∕市民的權益，卻可即時套現1000 億元。利用這筆錢去為一直最缺乏社會保障的長者提供服務，或起動全民退休保障，可以展示政府對解決人口老化、解決全民退休保障的承擔。

政府把機場上市並非新事物，北京和英國都已做了，新加坡政府亦把機場管理局公司化。我的建議使政府保持大股東身分，避免出現領匯翻版，而又能套現千億元，作為起動長遠社會保障規劃的資金。與此同時，政府仍可繼續收取股息收益，按港鐵過往派息的紀錄，減持股權後政府每年仍可收取逾20 億元股息。由此可見，當局根本沒有冷靜看待我的建議。

陳局長又說， 「『固定資產』是指政府固定資產撇除折舊後的帳面值。這些固定資產包括公共屋邨、政府隧道、學校、救護車、水管等公共設施和基礎建設。這些資產所反映的是我們投放了的金額，而不是可供應用的資金。理論上我們雖可變賣這些資產換取現金，但卻會涉及重大政策問題及影響公共服務。」這個說法是反映官員思想僵化，還是要掀動公眾的情緒？

首先，我是這樣計算政府的財力的。根據2010 年3月底的帳目，政府以應計會計制編製的資產負債表顯示，為公務員退休撥備近4700 億元後，政府的淨資產仍有12,333 億元，再扣除其中3000 億的固定資產帳面值，政府可動用包括外匯基金在內的還有9300億元，連同今年的盈餘，肯定超過1 萬億元。可見沒有計入固定資產，政府財力仍十分雄厚。此外， 固定資產亦非鐵板一塊，否則政府於1998 年金融風暴後，又怎會透過將五隧一橋證券化籌得250 億元資金呢？

至於外匯基金，1997 年12 月底時結餘為1900 億元，到去年9 月底，即扣除歷年分紅予政府後，結餘為5900 億元，對比增加了4000 億元。我們當真一點也不能用嗎？只要香港社會認為有需要，外匯基金條例是可以修改的！

故此，論政府的財力，不能像陳局長所說，單看現金收付制下的財政儲備，還要撥開雲霧，看清政府擁有的資產、負債和各大小不一的金庫。

4 稅務政策組

立法會今年和去年都通過我促請政府設立一個僱用全職稅務專家的「稅務政策組」議案，其他已發展的國家，她們都已採取了類似的結構，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新西蘭、新加坡、英國和美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也不例外。甚至被外界喻為政府御用智囊的「智經研究中心」亦曾提出類似建議，但政府卻無動於中。

我去年底透過立法會的質詢及今年的議案辯論，追問稅務政策組的設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只重申轄下的庫務科已設有專責組別，負責檢討和制訂稅務政策的工作，但竟然迴避核心問題 ——即這個專責組別有哪些成員？他們的資歷和經驗為何？過去10 年做過什麼研究、發表了什麼報告、提出過什麼建議及方案？為何我們好像都沒有看過？我們可能無知，但行政機關應該公開相關資料，讓大家可以討論。當局的態度如此蔑視、迴避議員的提問，又怎能以理服人呢？

「賺錢是一種科學、花錢是一種藝術。由一個人如何賺錢，可以看見他的頭腦；由一個人如何花錢，可以看見他的心靈。」香港需要的是有願景、有心有力去行公義、真正關愛照顧市民大眾，有能力謙虛自省而又敢於擔當的行政領袖，不是只會墨守成規、重利輕義的守財奴！

作者是立法會會計界議員

善用儲備

曾俊華
2月13日 星期日 15:30

不久之前，與幾位經濟學家聚會，當中包括諾貝爾經濟獎 得主，話題自然談到香港的公共財政。席間有人提出，社會上有意見認為，香港的財政儲備太多了，幾位教授級人馬隨即露出大惑不解的表情。有一位美國 教授更笑說這是美國近年來從來沒有遇到的問題，所以他也不知道怎樣處理。

與大部分先進經濟體系比較，香港的財政儲備可以說是「得天獨厚」。當一些政府因財政赤字太大而面臨「破產」、或者因為逼不得已而大幅緊縮開支，以致民怨四起，香港反而可以利用我們的財政儲備，推行各種各樣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措施。我們今天處理公共財政，耳聞目見其他地區種種的理財災難，更應引為殷鑑。

我們今天能夠倖免於理財災難，為其他經濟體系欣羡的對象，並不是我們真的得天獨厚，天然資源豐富，提供源源不絕的財政收入；反過來，就是因為我們缺乏任何天然資源，我們要特別努力工作，在一個與別不同的制度下打出一個新天地。我們奉行簡單低稅，繳薪俸稅的市民只佔工作人口四成，其中二十萬人繳的稅款，已超過薪俸稅收入的八成；不用繳交利得稅的企業，更接近九成，證明政府的收入絕不是所謂「橫徵暴歛」而來。我們多年來恪守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公共理財哲學，累積儲備，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居安思危，避免現時一些經濟體系出現的困窘──政府負債纍纍，遇上金融風暴，不但無力提升公共支出來振興經濟，反過來因政府收入減少，需要壓縮開支，造成經濟政治的困局。

香港是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系，我們全球化的程度很高，但同時政府收入亦頗大波動，地價收入和印花稅收入在經濟暢旺時可以異常地高，但在經濟遇上逆境時，有關的收入極不穩定。在過去十年，印花稅收入曾經低至七十五億元，亦曾高逾五百億元，差別以倍數計。利得稅和薪俸稅收入亦會隨經濟周期波動，金融風暴期間，利得稅收入曾經一度減少四分之一，由一千多億銳減至七百多億元。這些數據顯示，政府收入容易受到市場情況影響。

我們的收入較為波動，但開支的彈性卻非常低。政府服務全港市民，而不少市民亦依賴政府提供的服務。我們每年的基本開支當中，超過九成都是一直推行的計劃。與收入不同，我們的開支不會隨經濟周期上落，通常是只會升而不會降，遇上經濟收縮和政府收入下降時，政府支出，特別是民生的開支，通常會大幅上升。

財政司 司長的工作，是為香港市民妥善管理大 家的資產，務求將大家的財富作安穩的投資，尋求理想的回報，在經濟欠佳的時候，提供適當的紓緩給有需要的市民，亦為我們的下一代築起穩固的防火牆，讓他們安心發展香港的經濟，讓他們可以安居樂業。我不能夠同意所謂「官富民窮」的說法。這不但與事實不符，同時挑動官民之間不存在的矛盾。其實，官也是民的一部份，我們的收入受到經濟周期和外圍因素影響，民富則庫房充實，市民收入穩定增長，正是我們的施政目標，我們高興都來不及，豈有追求「官富民窮」之理？相反，在市民遇上經濟逆境時，我們會採取反周期策略，有效運用政府資源，刺激就業、改善民生。在過去三年期間，亦即是在金融風暴導致經濟最為波動的一段時間，政府支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增長幅度是同期經濟增長的三倍半，證明我們善用儲備，與市民共度難關的施政方針。

有學術界的朋友以「財務保守主義」（Financial Conservatism）形容香港的公共財政，說當時的殖民地主權國不會容許香港成為他們的財政包袱，但現時香港的稅收不用上繳中央，香港亦已發展成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既然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我們不妨大手用盡儲備，以博取掌聲，消弭政治壓力。這些人認為，萬一出現不測，財政陷入困難，大可向中央求助。但我不會同意這些人的建議，我認為，這是一個絕對不負責任的說法，亦是一個目光短淺的說法。

事實上，保留財政儲備是一個務實的做法。我們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是我們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是應付公共財政在日常運作的需要。同時，充裕的儲備可以提供財政上的緩衝，遇有突發情況，政府可以迅速行動，推出針對性措施。自二００八年起推出的1,100億元刺激經濟措施就是一個例子。在九八年金融風暴期間，我們曾經動用超過兩千億元的外滙基金保衛港元，亦是一個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例子。

良好的營商環境是長遠經濟發展的保證，而借貸成本則是箇中因素之一。香港公司的融資成本，某程度上受到政府債券評級影響。最近，香港的信貸評級被國際評級機構提升至最高級別，他們其中一個重視的檢視因素，就是我們的財政儲備是否足以支付可能出現的赤字。當香港的信貸評級獲肯定，香港公司的融資息率亦可以保持在一個較低水平，這對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相當重要。最近，日本 的信貸評級被降低，亦是因為出現了長期的財政問題，而低水平的財政儲備及持續的赤字都是重要因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二００六年底曾經作出分析，認為香港的理想財政儲備水平，應該維持在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之間，以應付收入波動。由於人口老化會對醫療和社會福利開支造成壓力，財政儲備更是重要的依靠，預計到二０三０年，我們額外需要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三十的儲備，來應付這方面的挑戰。

我們的財政儲備在本地金融穩定、對外金融和公共財政發揮多方面的功能。評級機構惠譽提到，在政府的中期預測中，以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計算的財政儲備輕微下跌，如情況持續，香港的主權評級有被下調的壓力。長遠來說，我認為充足的財政儲備應包括能夠提供足夠資源，應付日常需要，同時可以應付因經濟周期回落、突發事件或社會結構轉變而帶來的財政壓力。

我在首份財政預算案曾經闡述公共理財原則。我會奉行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原則。在制訂預算案時，我會堅守社會承擔、可持續性和務實三個信念。我們須要善用儲備，在經濟好景時，我們與市民一起分享經濟成果。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們會採取反周期策略，但復蘇初期，我們應鞏固發展根基，同時關顧一時未能跟上的市民。雖然現時香港經濟復蘇，但我認為，在處理公共財政時，應具有一定的危機感，隨著環球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明顯，我們更須要居安思危，以前瞻性的眼光看待問題。

毅進不獲承認 官僚製造失業

東方日報 2011-02-14

開講都有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係就係巿儈咗少少，不過始終係好多人讀書嘅目的，無非希望一張畢業文憑換取黃金屋同顏如玉。

讀書途徑有好多，不過有一件事非常之咁古怪，睇怕搵勻全世界搵唔到，特區政府一手特別創立嘅毅進課程居然不獲官方承認，讀完書莫講話冇黃金屋同顏如玉，唔使揸兜都偷笑！

呢嗱嗱嗱，唔係功夫茶老作㗎，成班屋宇署合約助理文員尋日就怒氣沖沖走咗去政府總部抗議，正正係因為毅進學歷原來唔符合政府嘅入職要求，隨時陷入失業危機。

毅進到底係乜東東？呢個絕對係香港官僚嘅創意發明，當年過氣特首董建華發覺失業率太高嘞，中學畢業生一窩蜂投身職場肯定大鑊，於是乎，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好啦，就喺中學同大學之間額外加一個課程叫做毅進。官老爺又宣布，毅進畢業等同會考五科合格。講得好聽係創意發明，講得難聽係不倫不類，毅進根本兩頭唔到岸，事關制度上冇配套安排。

好衰唔衰喎，屋宇署最近提高外判合約助理文員嘅入職要求，由原本只需中學畢業提升為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文、英文以及數學科，咁就趕絕毅進畢業生嘞。

大家可能會問，咦，既然毅進畢業等同會考五科合格，咪符合新嘅入職要求囉，咁又有乜嘢問題呢？點解話係趕絕佢哋？

大家有所不知，本地官僚辦事作風好無稽兼夾混帳㗎，毅進畢業名義上的確係等同會考五科合格，不過唔包括數學科。換句說話嚟講，一旦撇除數學科，毅進畢業極其量只算等同會考四科合格！

工會總幹事張麗霞講得冇錯，屋宇署更改學歷要求係帶頭製造失業。立法會議員李卓人亦認為，政府若然更改學歷要求，整個毅進課程變得形同虛設，佢仲質疑：「毅進都有中、英、數嘅課堂讀，點解會唔承認呢！」

至於香港成人及持續教育協會副會長張民炳，佢係咁講嘅，報讀毅進課程嘅主要誘因係獲得認可投考政府工，但現時政府帶頭打擊課程嘅認受性，毅進成為「不能兌現的支票」，擔心有更多機構跟隨政府嘅做法。

假設你係毅進學生，忽然見到屋宇署有咁嘅入職要求，你會有乜嘢感想呢？好明顯啦，你會覺得被搵笨，報讀一個不獲承認嘅課程，簡直就係浪費青春。正如一個喺屋宇署做咗四年嘅毅進畢業生阿京話齋：「我仲報咗高級文憑希望學歷足啲，依家讀咩都冇得補飛！忽然一腳踢走我，我都唔知點算！」

所以話啫，本地官僚辦事作風真係好無稽，明明係自己一手創立毅進，到頭來自己唔承認。打個譬喻吖，官老爺就好比未婚媽媽，匿喺廁所生咗一個小寶寶，生完又唔肯認係自己嘅骨肉，然後一手掉落街！

唉，計功夫茶話齋，後生仔女最好都係依循正路嘅讀書途徑奮鬥上進，千祈唔好誤墮混帳官僚嘅搵笨圈套呀！

杜大衛﹕提升年輕勞動競爭力的好建議

(明報)2011年2月11日 星期五 05:05

【明報專訊】我想我可能是香港唯一一個慶祝（甚至是留意到）曾蔭權 上年10月施政報告第140段的人。該段宣稱政府計劃成立一個志願性的「香港青年服務團」，招募及資助18至29歲的青少年到內地貧困地區服務6至12個月。

這實際上是一個「空檔年」（gap year）計劃。我一直熱愛英國 的海外志願服務計劃Voluntary Service Overseas （VSO），自我18歲時它把我送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之間的邊疆部落教導當地孩子英語起，我的人生便改變了。浸沐在伊斯蘭社會中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對宗教和社會組織的觀點；看到那些英國孩子不能想像的貧困，會令人警醒，學懂謙虛，價值觀改變，最重要是學會獨立生活，懂得工作謀生，和有成年人般的成熟責任感。

當我一年後回國開始學位課程，我從學習中吸收到更多，假若我直接升學 ，這是不可能的。我覺得與那些只顧考試成績、為明星和足球明星著迷、為父母和遠方的男朋友憔悴的一年級學生，相去極遠。

本地青年 聰穎但卻不成熟

這幾年身處香港，我更加深信「空檔年」的價值。作為僱主，我多次遇到聰穎的本地青年來求職，但我卻不能聘用他們。他們聰穎但卻不成熟，缺乏勇氣及獨立思考能力，對世界性事物一無所知。結果我選擇聘用加拿大 、美國 、澳洲 、英國等地回流的中國人，以至中國內地的青年。

可是，自上年10月後一直沒有動靜，更糟的是，家長學生為新大學四年制而憂慮，全球經濟衰退也為未來的出路帶來疑慮，緊張的父母更鼓勵孩子在學術上加倍努力。最近又有奧巴馬 總統因美國學生在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中有多個科目被上海 學生比下去，而以1957年前蘇聯發射人類首枚人造衛星Sputnik作比喻，稱美國人正迎來另一次「衛星時刻」（Sputnik Moment）。因為憂慮美國在創新方面的領導地位受到挑戰，故要求學生獲得更好的考試成績。

曾特首 謝謝你的第140段

感謝上帝，還有美國哈佛 大學計算科學教授Harry Lewis，上月在中文大學演講時指出，「專業是暫時性的，在21世紀，事業亦然。沒有技能可終生派上用場，但有些東西可以。畢業生應該有目標意識，為他們自己的生活，也為他們生活的社會，以及為作為整個世界而活」。Harry Lewis教授接著引用化學家和前哈佛大學校長James Bryant Conant的說話，「教育是，一切已學到的知識被遺忘後所剩下的」（education is what is left after all that has been learnt is forgotten），像價值觀、理想，以及終其一生對學習的愛好。我敢說，Harry Lewis和James Bryant Conant教授在說這話時都並沒有在想「空檔年」，但他們說的卻是這意思。

不過，家長擔心孩子在遙遠和貧困的地方受到傷害也是合理的。政府遲遲不推出「空檔年」計劃，可以理解，先從小型內地項目開始，也有可取之處。但為什麼自施政報告後一直未有行動呢？看來，第一步是要確定國內的志願組織有良好的項目和安全監督，第二步是成立一個管理完善的志願組織統籌事件，這一步明顯取決於香港。隨著時間發展，成千上萬的年輕生命將變得更優秀。作為僱主，我們會看到更多世故成熟的年輕求職者，提升勞動競爭力。曾特首，謝謝你的第140 段。我們商界祝福這提議。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教資會改變撥款政策 將禍害香港學術研究

作者﹕香港學者協會理事會


【明報專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教資會）在去年12月發布題為「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的報告，文內提出不少新政策，其中令高教界非常關注的是宣布自2012年起，逐步將八大院校整體撥款中的半數研究經費，從整體撥款中扣減，並撥入研究資助局（簡稱研資局）作為競爭性的研究經費。該等款項總數為13.5億元，由於數額巨大，將影響各院校的正常學術運作，並嚴重改變原來的科研生態，打擊前線教研人員的積極性，甚至導致學術界人心不穩定。事關重大，有關當局不能等閒視之。


研究經費實質沒有增加


教資會每年資助八校的整體撥款約為110億元，按教資會估計其中用於研究部分約為25%，即27億元。新政策將於2012年起逐步將27億元的一半（即13.5億元）從原來八校整體撥款中扣減，並如數撥入研資局用競爭性研究經費，供院校競爭申請。即是說每間院校的每年正常性經費將逐步被扣減，最終扣減率達12.5%。


研資局目前每年的競爭性研究資助金總額為7.5億，加上這13.5億元從八校正常經費扣減得來的經費，將來總共的競爭性研究資助金總額將達21億元，表面上好像研究經費增加了兩倍，事實上只是「偷龍轉鳳」的手法，研究經費實質並沒有增加。目前研資局競爭性資助金的成功率已從5年前的約40%減至今年的30%，據說研資局將會繼續縮小申請成功率，同時已明確表明當13.5億扣減款項注入研資局後，競爭性資金的成功門檻仍會繼續收緊至少於30%。研資局的理據是要增強競爭，它提出「只要資助最優越的研究，不要平庸（Mediocre）的研究」。與所有事物一樣，學術研究也是有一個「光譜」的，既有卓越，也有良好，甚至一般的。沒有一般性及良好的科研，又怎能歷煉出光芒四射的卓越成果？「只要卓越，不要平庸」，只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動作過大 產生禍害極其嚴重


評比及競爭是學術界的文化，對此我們從不反對。從良好願望出發，我們也理解教資會增強競爭的意圖是好的。但這項政策的動作過大，將來產生的禍害也會極其嚴重。理據如下：


目前除了研資局的競爭性研究資助金可供院校教授申請之外，各大學還有校內競爭性研究資助可供教授申請，這類資助對年輕剛入職教員尤為重要。此外，各院校還從校內抽撥小量資源，支持新聘任的年輕教授，作為啟動經費。由於這13.5億元從院校正常撥款中被扣走，將來院校當然再沒有資金支持新入職教授的校內競爭性研究基金及啟動經費。這對大學的發展及吸引外來學者將造成巨大的困難。


儘管將來研資局的競爭性資金帳面上增加兩倍，但該局已表示其成功率門檻不會增加，反會減少（因為要加強競爭），如是者將有70%左右的教授拿不到資助。當然你可以說今年不行，明年再來。但往往明年的經費也多是由原來那30%的人取得。一年復一年，估計校內將積累50至60%永遠也拿不到研資局經費的人，即零研究經費。將來大學裏的教授被人為地「切」為兩類：一類取得巨額研究經費，另一類幾乎是零經費。與社會一樣，學術社會也需要一個「中產階級」，否則定出亂子。目前，拿不到研資局競爭性資金的還可以嘗試爭取校內競爭性基金或啟動金，將來則連這些也沒有。香港不像美國，也不像內地。他們有多渠道資助，有國家基金、省市基金、政府部門資助、工業界及私人基金資助等。香港則只是研資局，獨此一家。


或會導致院校教授人心不穩


香港聘請教授非常嚴格，且人才來自全球各地。所有被聘任者都是學術水平極高的學者，都是具有從事研究工作能力的教授。院校最大的開支是教授薪酬，現在支付了薪酬又請到最佳人才，卻使用這項錯誤的政策人為地剝奪了其中約六七成人的科研機會，這不但是極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更會造成大部分校內教師情緒低落、憤懣，甚至會導致院校教授人心不穩。


學術研究是學者服務社會的途徑、是個人實現抱負的載體。美國有不同性質及等級的院校，在一線學府裏得不到充裕研究經費的教授，還可到二、三線學府工作。在香港假如在某校失去研究機會，很難想像他會在其他院校找到教席。現在問題癥結並不是這六、七成教授學問和能力不夠好，而是這項政策人為地設置了不合理的競爭門檻，把他們摒除於門外。


盼教資會研資局教局傾聽業界聲音


許多人都說，回歸以來香港並沒有什麼領域取得人所共認的進步或成就，高等教育算是一項。香港院校在國際排名中脫穎而出，成績斐然。而本地院校排名超前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便是我們的學術研究表現卓越。既然十多年來我們做得這麼好，為何要如此急劇、大幅度地改變原來的撥款政策？假使真正要推動香港研究事業，那就要實在地增加經費，而不是從院校正常撥款中扣減搬到研資局。這其實是掩耳盜鈴，偷龍轉鳳的零和遊戲。最後可能是成事不足，卻破壞了原來研究資助「雙軌制」的優良傳統。


這次研究經費的新政策事關重大，影響深遠。處理不好，不單影響高教界的穩定，更會影響香港社會。目前「雙軌制」的資助模式行之有效，教資會不應採取高風險的行政手段，從八所院校的整體性撥款中扣減及轉移13.5億元。最近業界及前線教師反對聲音強烈，希望教資會、研資局與及教育局能傾聽業界的聲音，重新檢討這項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