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P20 | 評論/投資-中港評論/國際投資 | 政治學視野 | By 鄭赤琰 2002-03-16
最近香港的學術界議論紛紛，議題不少，有的為大學的私營化問題探討，有的為大學如何定位或排位在爭吵，更多的是討論有什麽辦法可為大學教授、大學經費、大學資源作更好地「瘦身」或「善用」。而大學當局則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開始了他們的「執生」打算，有的展開了一刀切的「屠老」行動（人類學家發現敬老與屠老是一個族群或社會組織興衰的分水嶺）。有的則從副學士學生身上找求生資源；有的則想到借外國著名大學的功力來救命；有的則吵政府要外來的生源，以求養生之道；林林總總，讓有宏偉大學教育抱負的教育家不忍卒睹。
要自發地求出路
不錯，一個社會的轉變，作為這個社會的最高教育的「廟堂」，必須負起的責任，不是自我求生（若落得如此下場︰這與「難民」有何分別?!），不是「遵照」（conform）什麽上命，而是對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持著既通且靈的智能，前者是聽命的取態（to be conformed），而後者則是啟發的職守（to inform）。即在一個社會的巨變仍未打到頭上來之前，大學不能後知後覺，坐待政府吩咐著怎樣去做，而是要先知先覺，自發地自求出路，這才是對國家、對社會應有的職能。
回省過去的二十年，正是香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可是一向靠殖民地政府約束慣了的大學，不知inform香港該怎麽做，只知恭聽上命。這也難怪，可是事實卻是大學連上命的工作也做得差勁！那才要命。最明顯的例子是當身為學者出身的衛奕信出任港督期間，他inform了有關大學，要開辦一間新的法律學院，而且要與現有的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有別，當時城市大學仍未誕生，在港大與中大之間，不能找前者而應找後者負起創辦一間新的法律學院，是順理成章的事。於是中大被informed而開始準備工作，但是掌校者小心有餘，謀事不足。不是「聞雞起舞」立刻全面展開工作，而是「前門怕狼，後門怕虎」，遲遲不敢探出頭來，偃旗息鼓式地在政府行政系內開辦不足為法律學位的課程，只請了三位講師，而且也成立中國法律的圖書室，佔地也只有兩間辦公房，藉以期望能博得政府垂青。
估計衛奕信期望的是要辦間以中國法律為縱，以英國法律為橫的「縱橫交錯」的中英法律教研基地。但是中大的進度太慢，等呀等地要政府撥款，不知自行找人力物力資源，只知conform於政府，不知自我創造條件。最後竟被一個行政局「大佬」當著高鈣低脂的「安怡」奶粉來餵他的「寶貝」城大，於是法律學院就這麽樣在中大的手中溜走了。不該的是中大最後也放棄了衛奕信這個好主意，三名講師留在政政系一籌莫展，中國法律圖書室也告化整為零，變成慘淡收場。
反觀城大，自從有了法律學院以後，風風雨雨，不但不知發展中英法律「縱橫交錯」的創世紀文明創造，反而師法港大的法律學院，變成「邯鄲學步」，不知發展中英雙語的優勢，只知怪自己師生英語水平不如港大（港大城大歷史地位不同，註定招生好壞有別，不知變通，肯定授柄已人！）。不是城大法律學院無有識之士，而是發展定位錯了，即使有人才不知「聚焦」，光輝還是不會發在大學身上，像梁美芬博士搭建的中英法律雙語橋樑工作，把中國個案法的巨大翻譯工作向英國普通法世界推介交流，卻從開創到現在得不到政府的賞識（曾向大學撥款委員會申請資助不成），因為政府不識輕重，倒也難怪，大學本身不知器重，那才不該，歸咎其因，主要是本身發展定位有問題。
是作出全面檢討的時候了
另一個糟糕的只知conform而不知inform的例子，是不敢也無能突破政府的規範，向香港境外招生，尤其是向大陸招生。過去殖民地統治下，政府本身怕發展本地的知識人才，怕香港充分發揮其智識功能的結果會動搖殖民地統治基礎。九七過後的政治大變動後，接著而來的是香港要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窗口，這個重任，不但需要有一流的科技學者，同時也要有更大的一流生源，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個科技的生態環境與其學術風氣。否則勢難成氣候。這個工作本應由科技大學擔當起來。可是自成立至今，這個大學的表現給人的印象也是conform多過inform，有兩點表現表露出來︰其一是招生的生源遲遲未有突破，既不知從亞太區裏其他地方開拓生源，更不知從大陸引進學生。
美國早在八十年代初已能大批從中國吸取一流的科技生源，為什麽香港不能？政府有規範？財政與法令的規範？為什麽不inform政府作出改變？為什麽徹頭徹腦地要conform於政府的規範？學術自由的尚方寶劍去了哪裏？除了生源問題外，港府在港投下巨大財力去建造高新科技園的計劃，科大無法做到inform政府，讓政府盲目行事，讓自己既無阻止的專業能力，更無參與成事的角色，最後連外來的經濟學者也知道這是個大失策失敗的計劃？科大的桂冠有光嗎？
類似上述的例子俯拾即是，但港府不知展開方面研究其弊，九間大專也不知inform有關方面，是誰之過？是作出全面檢討的時候了！而檢討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讓大學來主導，絕對不要財政部來教導，因為其動輒拿錢來當作控管的教條，這做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2010年12月31日 星期五
2010年12月30日 星期四
公大宿舍荒 成「金剛箍」 校長倡建大宿舍供自資院校合用
島日報
A14 | 每日雜誌 | 教育360 2010-12-20
三三四新學制將在二○一二年殺入大學直路，各大專院校都密鑼緊鼓「升級轉型」。作為本港最大自資院校的公開大學，近日獲批黃金地皮擴建校舍，用作開拓三大學位課程，力吸生源。校長梁智仁直言，該校近六、七年都有盈餘，加收學生是能力之內，惟宿舍荒成「金剛箍」，故建議政府建大型宿舍供自資院校合用。眼見自資專上課程五花八門，他贊成將現有質素保證機構「三合一」，但對另外成立監察機構一事有所保留。記者王東亮攝影廖雁雄
公開大學成功競逐何文田忠孝街興建新學院，無疑為院校轉型裝上彈藥。校長梁智仁表示，發展計畫很周詳，就是要配合特首《施政報告》提及的六大產業，「普通商科、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等已經好多院校有，學位又好，副學士都好，再開只會重疊。我們的地方又不大，不可能甚麼課程都搞，所以集中三方面發展。」
辦三大全日制面授課程
公大暫料斥資六億建新校舍，開辦醫療、文化創意及檢測認證科技的三大全日制面授課程，梁智仁解釋，醫療課程早在一九九七年開始，既培訓從事登記護士多年的學生，提升他們成為註冊護士，又有註冊護士選擇報讀我們的學位課程，十三年內，培育畢業生共二千六百多人。○四年起，公大更開辦全日制護理學面授課程，「除了普通科外，也是本港唯一學校與青山醫院合作，開展精神科課程，回應業界對醫護人手的需求。」至於文化創意，公大計畫加開廣告及媒體研究、動畫及平面設計，以及攝影及視覺藝術。檢測認證科技方面，梁智仁稱範圍很廣，「暫只做工程物料和產品設計兩樣。」
向來以遙距教學見稱的公大，○一年拓展面授課程，先從副學士着手，兩年後更開辦四年全日制面授課程，學生人數由最初二百人，到現在五千五百人，需求有增無減。梁智仁稱，剛過去的九月收生，申請人數十分多，「每四名學生只收一個，還有好多學生取錄不了。」新校舍建成後，最多容納二千四百個學生，第一年三個課程合共收生六百人，「其實擺五千個學生都可以，但想他們學習環境好些、寬敞些，所以才限制收生。」
轉型之餘續擴遙距課程
面對三三四的契機，梁智仁笑言，「大學四年制，我們行先政府八年，○三年已開始行。縱然如此，我們現在亦慢慢轉變。我們最初較看重各學科的專業，四個學院只着眼其課程發展，如今要騰出空間給通識教育。」他續指，公大教務委員會已通過細節，講明每個學院都要發展新課程，讓別的學院的學生讀，新課程內容圍繞通識，「學生在四年內必須讀畢二十個學分，全是關於通識的，算是現階段的新轉變。」
談到帶領公大轉型的挑戰，梁智仁強調，轉型並不代表抹去以往做法，「確實現在遙距課程的需求比十年前少，因為現在學生讀大學的機會大了。以前好多人未必讀到大學，於是才想在任職後，通過靈活具彈性的遙距課程取得學位。目前我們的任務仍是為一些想讀遙距課程的在職人士及大眾提供機會，絕對會繼續發展遙距新課程，不會因轉型而停下來。」他指出，近一兩年新推的環保遙距課程，以及今年四月推出的檢測認證遙距課程，就是一些好例子。
然而，自資院校如何積極轉型，宿舍問題永遠是他們擴展的「緊箍咒」。梁智仁稱，今次獲批的地皮已列明不能作宿舍用途，「本港學生不一定要有宿舍，不會因此放棄選擇我們，但內地收生才是問題，內地生無宿舍，就不會來報讀。所以我們一年只能收三十個內地生。除了我們外，我知道樹仁大學建宿舍也有好多阻滯。」他建議，政府除了批地及貸款予自資院校外，亦應考慮建大型宿舍供自資院校合用，「我講了五、六年，至今仍未有聲氣。我不用一所只屬於公大的宿舍，政府大可以建一所大型自資院校宿舍，公大要二百個宿位，就買二百個，其他自資院校要三百個，就買三百個。為何政府不能推出這些新政策？城大及浸大都有共同宿舍啦！」
目前自資專上課程愈來愈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早前亦發表報告建議，將現有質素保證機構「三合一」。梁智仁對此表示歡迎，「香港得九所大學，由三個不同機構做高等教育課程質素保證，各有各做，那是好奇怪的現象，十分不健康。評審標準不劃一，也會令大家比較哪個好些、哪個差些。所以希望可以整合為一個質素保證機構。」但對另外成立新監察機構監管自資院校，他則有所保留。
抨申請資助做法瑣碎
他解釋，這個新監察機構具體職責是甚麼，根本未清楚，「說要監管，不可能無資源畀你，就說要監管你，這是不合理的。所謂資源，不一定是定期或經常性開支的資助，但起碼要有一些個別項目的資助。」他批評，現時申請資助的做法很瑣碎，向教育局申請，要逐件批，起碼三、四年才完成一件事的審批，「新監察機構會否提供這方面支援呢？又好像我們宿位不夠，它又會否在了解我們的理由後，向政府提出建議呢？現時教資會的工作人手龐大、經費也是，那麼性質與教資會相類似的新監察機構，它的經費是政府支付嗎？以上種種都未有具體內容，很難表態。」
A14 | 每日雜誌 | 教育360 2010-12-20
三三四新學制將在二○一二年殺入大學直路，各大專院校都密鑼緊鼓「升級轉型」。作為本港最大自資院校的公開大學，近日獲批黃金地皮擴建校舍，用作開拓三大學位課程，力吸生源。校長梁智仁直言，該校近六、七年都有盈餘，加收學生是能力之內，惟宿舍荒成「金剛箍」，故建議政府建大型宿舍供自資院校合用。眼見自資專上課程五花八門，他贊成將現有質素保證機構「三合一」，但對另外成立監察機構一事有所保留。記者王東亮攝影廖雁雄
公開大學成功競逐何文田忠孝街興建新學院，無疑為院校轉型裝上彈藥。校長梁智仁表示，發展計畫很周詳，就是要配合特首《施政報告》提及的六大產業，「普通商科、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等已經好多院校有，學位又好，副學士都好，再開只會重疊。我們的地方又不大，不可能甚麼課程都搞，所以集中三方面發展。」
辦三大全日制面授課程
公大暫料斥資六億建新校舍，開辦醫療、文化創意及檢測認證科技的三大全日制面授課程，梁智仁解釋，醫療課程早在一九九七年開始，既培訓從事登記護士多年的學生，提升他們成為註冊護士，又有註冊護士選擇報讀我們的學位課程，十三年內，培育畢業生共二千六百多人。○四年起，公大更開辦全日制護理學面授課程，「除了普通科外，也是本港唯一學校與青山醫院合作，開展精神科課程，回應業界對醫護人手的需求。」至於文化創意，公大計畫加開廣告及媒體研究、動畫及平面設計，以及攝影及視覺藝術。檢測認證科技方面，梁智仁稱範圍很廣，「暫只做工程物料和產品設計兩樣。」
向來以遙距教學見稱的公大，○一年拓展面授課程，先從副學士着手，兩年後更開辦四年全日制面授課程，學生人數由最初二百人，到現在五千五百人，需求有增無減。梁智仁稱，剛過去的九月收生，申請人數十分多，「每四名學生只收一個，還有好多學生取錄不了。」新校舍建成後，最多容納二千四百個學生，第一年三個課程合共收生六百人，「其實擺五千個學生都可以，但想他們學習環境好些、寬敞些，所以才限制收生。」
轉型之餘續擴遙距課程
面對三三四的契機，梁智仁笑言，「大學四年制，我們行先政府八年，○三年已開始行。縱然如此，我們現在亦慢慢轉變。我們最初較看重各學科的專業，四個學院只着眼其課程發展，如今要騰出空間給通識教育。」他續指，公大教務委員會已通過細節，講明每個學院都要發展新課程，讓別的學院的學生讀，新課程內容圍繞通識，「學生在四年內必須讀畢二十個學分，全是關於通識的，算是現階段的新轉變。」
談到帶領公大轉型的挑戰，梁智仁強調，轉型並不代表抹去以往做法，「確實現在遙距課程的需求比十年前少，因為現在學生讀大學的機會大了。以前好多人未必讀到大學，於是才想在任職後，通過靈活具彈性的遙距課程取得學位。目前我們的任務仍是為一些想讀遙距課程的在職人士及大眾提供機會，絕對會繼續發展遙距新課程，不會因轉型而停下來。」他指出，近一兩年新推的環保遙距課程，以及今年四月推出的檢測認證遙距課程，就是一些好例子。
然而，自資院校如何積極轉型，宿舍問題永遠是他們擴展的「緊箍咒」。梁智仁稱，今次獲批的地皮已列明不能作宿舍用途，「本港學生不一定要有宿舍，不會因此放棄選擇我們，但內地收生才是問題，內地生無宿舍，就不會來報讀。所以我們一年只能收三十個內地生。除了我們外，我知道樹仁大學建宿舍也有好多阻滯。」他建議，政府除了批地及貸款予自資院校外，亦應考慮建大型宿舍供自資院校合用，「我講了五、六年，至今仍未有聲氣。我不用一所只屬於公大的宿舍，政府大可以建一所大型自資院校宿舍，公大要二百個宿位，就買二百個，其他自資院校要三百個，就買三百個。為何政府不能推出這些新政策？城大及浸大都有共同宿舍啦！」
目前自資專上課程愈來愈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早前亦發表報告建議，將現有質素保證機構「三合一」。梁智仁對此表示歡迎，「香港得九所大學，由三個不同機構做高等教育課程質素保證，各有各做，那是好奇怪的現象，十分不健康。評審標準不劃一，也會令大家比較哪個好些、哪個差些。所以希望可以整合為一個質素保證機構。」但對另外成立新監察機構監管自資院校，他則有所保留。
抨申請資助做法瑣碎
他解釋，這個新監察機構具體職責是甚麼，根本未清楚，「說要監管，不可能無資源畀你，就說要監管你，這是不合理的。所謂資源，不一定是定期或經常性開支的資助，但起碼要有一些個別項目的資助。」他批評，現時申請資助的做法很瑣碎，向教育局申請，要逐件批，起碼三、四年才完成一件事的審批，「新監察機構會否提供這方面支援呢？又好像我們宿位不夠，它又會否在了解我們的理由後，向政府提出建議呢？現時教資會的工作人手龐大、經費也是，那麼性質與教資會相類似的新監察機構，它的經費是政府支付嗎？以上種種都未有具體內容，很難表態。」
副學士定位須明確 勿再耽誤學生前程
明報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12-22
據統計處資料，副學士畢業生的失業率，高於初中和高中學歷人士，薪酬方面，與10 年前比較持續偏低，顯示副學士資歷未獲社會、僱主普遍認同和接受。副學士之落寂，與定位不明有關，我們認為，大學資助教育委員會建議把副學士視作獨立資歷，而非未完成的學士學位，值得政府參考，這樣可以明確副學士定位，匡正學生和家長一些錯誤憧憬，不致浪費金錢和學生耽誤前程。
失業率高過中學畢業生副學士資歷高不成低不就
政府於2000 年擴大推行副學士學制，使之成為本港學制其中一個級別，不過，副學士是晉身大學的階梯、抑或是一個獨立資歷，從一開始模糊不清，導致副學士學歷在職場缺乏認受。今年第三季，本港平均失業率為4.4%，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同期初中學歷人士失業率為4.9%，高中為4.4%，副學士畢業生失業率則為5.5%；另外，2008 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維持在1.25 萬元，與2000 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的1.3 萬元，猶有不如。對於副學士而言，上述情况很使人沮喪。副學士就業困境，與其高不成低不就、妾身不明的本質有關。現在，不但學生、家長對副學士課程認識失焦，連開辦副學士課程的機構，與學生一樣，都把副學士學歷視為通往學士學位的踏腳石。這些機構，在招生時都以有多少畢業生得以進入大學為賣點，其失焦之處，可見一斑。不過，學生循副學士晉身大學，由於學額有限，如願者不多，最終還是大批副學士畢業生被拒諸大學門外，他們要憑藉副學士資歷在職場與其他人競爭。從市場取捨顯示，副學士顯然未獲社會和僱主普遍接受。
近年隨着樓市興旺、政府推動的基本建設陸續動工，初中學歷人士就業機會較多，而零售、服務業提供不少職位，吸納了大批高中學歷人士。副學士畢業生，以其學歷，當然不會選擇體力勞動工作，與高中學歷人士比較，僱主對副學士評價不高，許多僱主認為中學畢業生離開學校後就找工作，更為可取，寧取中學畢業生而棄副學士。
社會對副學士的負面評價，來自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先天不足方面，例如，中小企主席劉達邦接受記者訪問，明言「副學士是畀讀唔成書的學生讀，衰過中學畢業後搵錢的青年」， 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很難消除。後天方面，副學士課程被一些院校視為生財工具，2002 年副學士畢業生只有349 名，去年增加至8000 名，連同高級文憑，去年副學位畢業生多達1.58 萬人，如此急速膨脹，量變而質變，有院校降低標準，濫收學生，而師資、課程和其他配套設施，都未能配合需要。接連發生的一些辦學機構斂財醜聞，更打擊副學士予人的信心。這種良莠不齊，粗製濫造「生產」的副學士資歷，自然難獲社會普遍認同。
事實上，就算政府招聘公務員，到去年4 月還只有20 個政府職系讓副學士申請，在社會人士要求下，政府經過檢討，到8 月才把可供副學士應徵的政府職系增加至80 個，也就是說，政府職系還未向副學士全面開放。另外，據最新的勞工處職業網顯示，供中四至中七學歷申請的空缺有9000 份，而學位學歷的有2 萬份，而副學士程度的空缺只有300 份。職業網資料顯示，預科程度空缺多勞力工作，如地盤安全主任、廚師，每周工作六日，月薪逾兩萬，而副學士空缺只有助理保險僱問等，起薪6500 另加佣。
副學士困境不在升學機會
社會認同資歷才是根本
上述現象和數字，對於年耗數萬元學費、畢業後無緣入大學的副學士，相信會甚為沮喪。政府對於副學士的困境並未迴避，只是也無善法改變。例如兩年前的檢討，已經提出為副學位定位十分必要，只是即使政府職系擴大對副學士開放，仍然未能扭轉社會人士的觀感。
副學士的困境，主要不在入讀大學的機會，因為大學學額有限，絕大多數副學士畢業生要憑藉這個學歷到職場競爭，所以，副學士的定位和資歷認同，才是主要問題。學歷等同副學士的高級文憑資歷，在職場的認受程度高於副學士，除了歷史較長，高級文憑課程教學水平甚高，早獲僱主肯定，亦切合市場需要，相較之下，副學士課程就十分模糊。
要扭轉社會對副學士的負面看法，目前政府有兩點可做：
（1）把副學士視作獨立資歷，而非未完成的學士學位，能夠做到這樣，副學士學歷就有了定位和內涵，在職場可以建立其特定位置。
（2）透過嚴格監管，提高副學士課程的質素，破除社會人士的成見，教育局、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和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組成的三方聯絡委員會，定期商討與副學位質素相關問題之後，要面向公衆，增加透明度，逐步建立起社會對副學士質素的信心。
歡迎回應editorial@mingpao.com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12-22
據統計處資料，副學士畢業生的失業率，高於初中和高中學歷人士，薪酬方面，與10 年前比較持續偏低，顯示副學士資歷未獲社會、僱主普遍認同和接受。副學士之落寂，與定位不明有關，我們認為，大學資助教育委員會建議把副學士視作獨立資歷，而非未完成的學士學位，值得政府參考，這樣可以明確副學士定位，匡正學生和家長一些錯誤憧憬，不致浪費金錢和學生耽誤前程。
失業率高過中學畢業生副學士資歷高不成低不就
政府於2000 年擴大推行副學士學制，使之成為本港學制其中一個級別，不過，副學士是晉身大學的階梯、抑或是一個獨立資歷，從一開始模糊不清，導致副學士學歷在職場缺乏認受。今年第三季，本港平均失業率為4.4%，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同期初中學歷人士失業率為4.9%，高中為4.4%，副學士畢業生失業率則為5.5%；另外，2008 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維持在1.25 萬元，與2000 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的1.3 萬元，猶有不如。對於副學士而言，上述情况很使人沮喪。副學士就業困境，與其高不成低不就、妾身不明的本質有關。現在，不但學生、家長對副學士課程認識失焦，連開辦副學士課程的機構，與學生一樣，都把副學士學歷視為通往學士學位的踏腳石。這些機構，在招生時都以有多少畢業生得以進入大學為賣點，其失焦之處，可見一斑。不過，學生循副學士晉身大學，由於學額有限，如願者不多，最終還是大批副學士畢業生被拒諸大學門外，他們要憑藉副學士資歷在職場與其他人競爭。從市場取捨顯示，副學士顯然未獲社會和僱主普遍接受。
近年隨着樓市興旺、政府推動的基本建設陸續動工，初中學歷人士就業機會較多，而零售、服務業提供不少職位，吸納了大批高中學歷人士。副學士畢業生，以其學歷，當然不會選擇體力勞動工作，與高中學歷人士比較，僱主對副學士評價不高，許多僱主認為中學畢業生離開學校後就找工作，更為可取，寧取中學畢業生而棄副學士。
社會對副學士的負面評價，來自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先天不足方面，例如，中小企主席劉達邦接受記者訪問，明言「副學士是畀讀唔成書的學生讀，衰過中學畢業後搵錢的青年」， 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很難消除。後天方面，副學士課程被一些院校視為生財工具，2002 年副學士畢業生只有349 名，去年增加至8000 名，連同高級文憑，去年副學位畢業生多達1.58 萬人，如此急速膨脹，量變而質變，有院校降低標準，濫收學生，而師資、課程和其他配套設施，都未能配合需要。接連發生的一些辦學機構斂財醜聞，更打擊副學士予人的信心。這種良莠不齊，粗製濫造「生產」的副學士資歷，自然難獲社會普遍認同。
事實上，就算政府招聘公務員，到去年4 月還只有20 個政府職系讓副學士申請，在社會人士要求下，政府經過檢討，到8 月才把可供副學士應徵的政府職系增加至80 個，也就是說，政府職系還未向副學士全面開放。另外，據最新的勞工處職業網顯示，供中四至中七學歷申請的空缺有9000 份，而學位學歷的有2 萬份，而副學士程度的空缺只有300 份。職業網資料顯示，預科程度空缺多勞力工作，如地盤安全主任、廚師，每周工作六日，月薪逾兩萬，而副學士空缺只有助理保險僱問等，起薪6500 另加佣。
副學士困境不在升學機會
社會認同資歷才是根本
上述現象和數字，對於年耗數萬元學費、畢業後無緣入大學的副學士，相信會甚為沮喪。政府對於副學士的困境並未迴避，只是也無善法改變。例如兩年前的檢討，已經提出為副學位定位十分必要，只是即使政府職系擴大對副學士開放，仍然未能扭轉社會人士的觀感。
副學士的困境，主要不在入讀大學的機會，因為大學學額有限，絕大多數副學士畢業生要憑藉這個學歷到職場競爭，所以，副學士的定位和資歷認同，才是主要問題。學歷等同副學士的高級文憑資歷，在職場的認受程度高於副學士，除了歷史較長，高級文憑課程教學水平甚高，早獲僱主肯定，亦切合市場需要，相較之下，副學士課程就十分模糊。
要扭轉社會對副學士的負面看法，目前政府有兩點可做：
（1）把副學士視作獨立資歷，而非未完成的學士學位，能夠做到這樣，副學士學歷就有了定位和內涵，在職場可以建立其特定位置。
（2）透過嚴格監管，提高副學士課程的質素，破除社會人士的成見，教育局、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和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組成的三方聯絡委員會，定期商討與副學位質素相關問題之後，要面向公衆，增加透明度，逐步建立起社會對副學士質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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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冷待文憑試 港生學歷大貶值
太陽報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12-25
首屆中學文憑試將於後年舉行，港府日前公布首批二十四間海外院校的收生要求，仍有超過四成拒絕承認文憑試的英文成績，影響香港學生的升學機會。到底當局能否在未來一年多時間裏對外有效推銷文憑試，不能不令人懷疑。
事實上，海外院校拒絕承認文憑試成績，並非質疑香港學生的能力，而是對新考試制度缺乏信心。正如升學專家指出，因為港府無法清晰指出文憑試英文科的合格水平，令海外院校擔心香港學生的英文水平是否達標。
我們不妨作一比較，舊制高考的合格成績分別為E至A級，可以與英國高考直接對照；但文憑試的成績分一至五級，其中第五級又分為五*及五**級別，不但難與國際考試對照，而且不設合格與不合格的分界，令人莫名其妙。有鑑於此，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不得不自行制訂對照表，列明香港文憑試的五級、四級、三級分別等同英國高考的Ａ、Ｃ、Ｅ級。
即便如此，本港學生的升學機會仍是大受影響。舉個簡單例子，現時英國排名首三十位大學的收生要求為ABB或以上成績，但由於文憑試沒有對應的B及D級，香港學生的成績變相大幅貶值，必須考獲對應AAA的三科五級才有機會入讀。加上部分院校拒絕承認英文成績，迫使學生須另外考IELTS、托福等國際試。港府將會考高考二合為一，本是為了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如今卻反過來加重學生的學習及考試負擔，適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
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評級混亂不堪，海外院校無所適從，拒絕承認，人們不難理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香港多年前已決定推行新學制及文憑試，當局應有充裕時間進行檢討及準備工作，包括向海外院校宣傳推介，為何至今仍未能完善評級制度？為何文憑試的海外認受性至今仍這麼低？
其實，不僅海外院校冷待文憑試，連本地院校也充滿疑惑。八間本地院校早前公布文憑試的最低收生要求，有大學要求選修科達三級以上，有的只要求二級以上，有熱門學科卻以最高的第五級作為最低要求，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至於當局一直硬銷的應用學習科，竟有一半大學拒絕承認。
尤有甚者，連僱主也被搞得一頭霧水。新考試制度實施後，僱主將同時面對持有高考、會考及文憑試成績的求職者，但到底文憑試成績如何對應高考及會考，當局也無法清晰交代。為免「睇錯成績請錯人」，有僱主明言將為應徵者自設英語考試，用實際行動對文憑試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香港順應國際潮流，改行三三四學制及文憑試，本來無可厚非，奈何當局考慮不周，安排欠佳，添煩添亂。歸根究柢，院校及僱主拒絕承認文憑試，不僅針對考試本身，更反映他們對本港教育制度朝令夕改的反感。為免淪為新學制的犧牲品，不少家境富裕的學生紛紛改往海外升學「避難」，導致今年到英國升讀高中的港生人數上升逾一成，香港教育制度的災難，竟然化為外國教育產業的商機。港府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實在愚不可及。
難為港府高官大言不慚，揚言發展甚麼教育產業，打造甚麼區域教育樞紐。可惜的是，先生之志大矣，先生能力不足，奈何！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12-25
首屆中學文憑試將於後年舉行，港府日前公布首批二十四間海外院校的收生要求，仍有超過四成拒絕承認文憑試的英文成績，影響香港學生的升學機會。到底當局能否在未來一年多時間裏對外有效推銷文憑試，不能不令人懷疑。
事實上，海外院校拒絕承認文憑試成績，並非質疑香港學生的能力，而是對新考試制度缺乏信心。正如升學專家指出，因為港府無法清晰指出文憑試英文科的合格水平，令海外院校擔心香港學生的英文水平是否達標。
我們不妨作一比較，舊制高考的合格成績分別為E至A級，可以與英國高考直接對照；但文憑試的成績分一至五級，其中第五級又分為五*及五**級別，不但難與國際考試對照，而且不設合格與不合格的分界，令人莫名其妙。有鑑於此，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不得不自行制訂對照表，列明香港文憑試的五級、四級、三級分別等同英國高考的Ａ、Ｃ、Ｅ級。
即便如此，本港學生的升學機會仍是大受影響。舉個簡單例子，現時英國排名首三十位大學的收生要求為ABB或以上成績，但由於文憑試沒有對應的B及D級，香港學生的成績變相大幅貶值，必須考獲對應AAA的三科五級才有機會入讀。加上部分院校拒絕承認英文成績，迫使學生須另外考IELTS、托福等國際試。港府將會考高考二合為一，本是為了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如今卻反過來加重學生的學習及考試負擔，適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
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評級混亂不堪，海外院校無所適從，拒絕承認，人們不難理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香港多年前已決定推行新學制及文憑試，當局應有充裕時間進行檢討及準備工作，包括向海外院校宣傳推介，為何至今仍未能完善評級制度？為何文憑試的海外認受性至今仍這麼低？
其實，不僅海外院校冷待文憑試，連本地院校也充滿疑惑。八間本地院校早前公布文憑試的最低收生要求，有大學要求選修科達三級以上，有的只要求二級以上，有熱門學科卻以最高的第五級作為最低要求，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至於當局一直硬銷的應用學習科，竟有一半大學拒絕承認。
尤有甚者，連僱主也被搞得一頭霧水。新考試制度實施後，僱主將同時面對持有高考、會考及文憑試成績的求職者，但到底文憑試成績如何對應高考及會考，當局也無法清晰交代。為免「睇錯成績請錯人」，有僱主明言將為應徵者自設英語考試，用實際行動對文憑試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香港順應國際潮流，改行三三四學制及文憑試，本來無可厚非，奈何當局考慮不周，安排欠佳，添煩添亂。歸根究柢，院校及僱主拒絕承認文憑試，不僅針對考試本身，更反映他們對本港教育制度朝令夕改的反感。為免淪為新學制的犧牲品，不少家境富裕的學生紛紛改往海外升學「避難」，導致今年到英國升讀高中的港生人數上升逾一成，香港教育制度的災難，竟然化為外國教育產業的商機。港府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實在愚不可及。
難為港府高官大言不慚，揚言發展甚麼教育產業，打造甚麼區域教育樞紐。可惜的是，先生之志大矣，先生能力不足，奈何！
英高考狀元增 大學「加料」篩選 避後年大加學費 報名升12%
香港經濟日報
A16 | 國際動態 | By 陳國勳 2010-12-28
英國今年A-level考得全科A級的學生大增，令當地大學難以識別學生質素，有調查指，約五分一英國大學要求申請入讀者，參加入學試或提交文章，以證明擁有足夠學習能力，部分學科更要測試數學、基本語文能力或能力傾向，令學生辛苦考得的成績單頓變廢紙。
不信高考 2成學院設測試
今年A-level創紀錄有27%成績得到A級，約8%試卷更獲得新設立的A*級最高成績，令高考狀元大增。此外，由於英國政府為削赤及增加政府收入，2012年起大幅提高大學學費，亦令更多人希望趕及明年入讀，以趕上「平讀」大學的尾班車。
截至11月底，約有18.2萬合資格人士申請明年入讀大學，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2%，如申請人數以接近幅度持續上升，最終可能有約24萬申請者沒有大學收錄。
白金漢大學（Buckingham University）教育及就業研究中心總監Alan Smithers指，大學收生部門已不再信任A-level的成績。他說：「大學需要引入自己的入學招生試，令人感到可悲，一方面A-level被認為有能力將優異學生鑑別出來，另一方面即使學生在GCSE及A-level成績優異，大學卻不相信學生，有足夠語言或數理能力修讀某些科目。」
研撤GCSE 成績公布才報科
專為大學收生政策提供意見的組織Supporting Professional in Admissions，早前向英國306間大學及高等學府進行調查，發現當中21%學府有使用入學試篩選報讀者，高於前年的16%。以格魯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大學的教師學位課程為例，申請入讀者需要參加英語及數學考試。
調查引證了GCSE及A-level，已失去判別學生優劣的能力，難怪英國政府明年初公布的教育白皮書，亦將建議撤銷GCSE考試，以及讓A-level學生在收到考試成績單後，才報讀心儀大學學科，避免大學未能取錄最尖子學生。現時學生是根據老師對他們的A-level預測成績而報讀大學學科，但有些預測過分保守，令最資優學生不敢報競爭大學科。
A16 | 國際動態 | By 陳國勳 2010-12-28
英國今年A-level考得全科A級的學生大增，令當地大學難以識別學生質素，有調查指，約五分一英國大學要求申請入讀者，參加入學試或提交文章，以證明擁有足夠學習能力，部分學科更要測試數學、基本語文能力或能力傾向，令學生辛苦考得的成績單頓變廢紙。
不信高考 2成學院設測試
今年A-level創紀錄有27%成績得到A級，約8%試卷更獲得新設立的A*級最高成績，令高考狀元大增。此外，由於英國政府為削赤及增加政府收入，2012年起大幅提高大學學費，亦令更多人希望趕及明年入讀，以趕上「平讀」大學的尾班車。
截至11月底，約有18.2萬合資格人士申請明年入讀大學，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2%，如申請人數以接近幅度持續上升，最終可能有約24萬申請者沒有大學收錄。
白金漢大學（Buckingham University）教育及就業研究中心總監Alan Smithers指，大學收生部門已不再信任A-level的成績。他說：「大學需要引入自己的入學招生試，令人感到可悲，一方面A-level被認為有能力將優異學生鑑別出來，另一方面即使學生在GCSE及A-level成績優異，大學卻不相信學生，有足夠語言或數理能力修讀某些科目。」
研撤GCSE 成績公布才報科
專為大學收生政策提供意見的組織Supporting Professional in Admissions，早前向英國306間大學及高等學府進行調查，發現當中21%學府有使用入學試篩選報讀者，高於前年的16%。以格魯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大學的教師學位課程為例，申請入讀者需要參加英語及數學考試。
調查引證了GCSE及A-level，已失去判別學生優劣的能力，難怪英國政府明年初公布的教育白皮書，亦將建議撤銷GCSE考試，以及讓A-level學生在收到考試成績單後，才報讀心儀大學學科，避免大學未能取錄最尖子學生。現時學生是根據老師對他們的A-level預測成績而報讀大學學科，但有些預測過分保守，令最資優學生不敢報競爭大學科。
特區教育動盪的十年
信報財經新聞
P14 | 時事評論 | 專業眼 | By 韓連山 2010-12-29
特區教育亂象頻生，弊端一一湧現。以最近直資學校的「混賬」風波和小班教學的爭議為例，已可證實掌管教育的官員不單要各打五十大板，若不改過更應引咎下台。
先談談這場直資學校的鬧劇。審計署發表的報告，揭發了教育局管治的直資學校犯下十宗罪，都是一些理財和資源運用的指控，顯示不少直資學校運作上的錯失，反映本地教育局施政失誤，計劃失效和監管不足，家長和同學成為受害人。各被點名批評的直資學校紛紛跳出來解畫，有的承認「入錯賬」，會將款項轉回恰當的項目；有說投資炒股、置業、購狗屋等，都是為了學生好，會適當調節做法；也有說財政盈餘滾大，是因為預留給貧困生申請減免學費的項目沒有足夠學生申領，卻沒有解釋是否貧困學生根本不得其門而入……。姑勿論種種失誤是有心瞞騙還是無心之失，各涉案的直資學校必須痛定思痛，有則改之，無則警惕。否則，怎向全港的家長和同學交代？
營商心態辦教育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替局方辯解，由最初的「無牙」論至後期「下層官員未上達」的解釋，都是不可接受的歪論。直資學校制度，一直是教育局倡議並負責執行的政策，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及常任祕書長羅范椒芬更大力推行，說得好聽是「讓家長多一個選擇」，卻為局方製造「一面殺校、一面建校」的藉口，亦誘使有「本錢」轉直資的學校參與計劃，提供了「貴族名校」的土壤，為今天的直資風波埋下種子。罪魁禍首是教育政策制定和執行者，前朝高官及現任領導均責無旁貸，以無權監管的藉口或卸責下屬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現階段最合適的是以公平公開的方法處理這爛攤子，向公眾交代事件，撥亂反正。
小班教學的爭議，也突顯了教育高官錙銖必較的營商心態，以及特區政府欠缺投資教育的決心。孫明揚為拒絕中學推行小班教學，誇大所需資源外，還錯誤引用外地教學研究，外行領導內行的弊病盡露，前線教育工作者徒嘆奈何。
專業的前線教師最清楚小班教學的優點，認為學生可從下列六方面得益：一、學生可獲得更多個別照顧；二、因課室秩序較易管理，學生不受滋擾而可較專心學習；三、教師有較多時間留意個別學生學習進度；四、教師可以採用較多不同形式的教學法，學習效果得以加強；五、教師有較多時間設計及策劃教學程式，甚至從事教學研究與發展，教學因此較生動及多元化；六、教師士氣及態度較為正面，教學效能得以提升，最終學生受益。
小班教學難否定小班教學較大班教學優勝，以兩個孩子的家庭為例，父母給予的照顧一定比四個孩子的家庭為多，這道理顯淺易明。可惜教統局的考量只是借人口下降的機會縮班殺校，把省下的資源撥回庫房，放棄提升教學質素的機會。其實，全球各先進國家皆推行小班教學，本地高官又豈能否定小班教學的理念？況且，本地小學不正是推行這曾特首也倡議的政策嗎？難道現正享受小班教學種種優點的小學生升讀中學時又遭剝奪這種權利，要重回大班學習？
新高中學制進行得如火如荼，盡快於中學推行小班教學才能提供最有利的教學環境和學習條件，讓新制得以成功實施。相信下一任特首必須嚴肅處理這議題，視中學推行小班教學為首要教育施政重點，才能獲得市民支持。
特區教育千瘡百孔，政府官員頭痛醫頭、腳痛辭職的管治手法，再加教育局外行管內行及教育高官的營商心態，都是教育政策失誤連連之主因。教改十年，動盪十年， 「新招」層出不窮，卻沒有高瞻遠矚的計劃和足夠的監管，直資學校被揭發的十大罪行和小班教學的不斷爭議只屬冰山一角，要彈劾的教育政策罄竹難書，要反省和改善的又豈只直資學校的現況？
前線的專業教師要爭取的又豈只是小班教學？特區教育何去何從？是否只待審計處把弊端逐一揭發？是否要把一代又一代的學子都當作白老鼠禍延下去？還是把教育回歸專業，賦權前線教育工作者撥亂反正，不讓特區教育腐朽下去？
公共專業聯盟www.procommons.org.hk韓連山
文章編號: 201012293910057
P14 | 時事評論 | 專業眼 | By 韓連山 2010-12-29
特區教育亂象頻生，弊端一一湧現。以最近直資學校的「混賬」風波和小班教學的爭議為例，已可證實掌管教育的官員不單要各打五十大板，若不改過更應引咎下台。
先談談這場直資學校的鬧劇。審計署發表的報告，揭發了教育局管治的直資學校犯下十宗罪，都是一些理財和資源運用的指控，顯示不少直資學校運作上的錯失，反映本地教育局施政失誤，計劃失效和監管不足，家長和同學成為受害人。各被點名批評的直資學校紛紛跳出來解畫，有的承認「入錯賬」，會將款項轉回恰當的項目；有說投資炒股、置業、購狗屋等，都是為了學生好，會適當調節做法；也有說財政盈餘滾大，是因為預留給貧困生申請減免學費的項目沒有足夠學生申領，卻沒有解釋是否貧困學生根本不得其門而入……。姑勿論種種失誤是有心瞞騙還是無心之失，各涉案的直資學校必須痛定思痛，有則改之，無則警惕。否則，怎向全港的家長和同學交代？
營商心態辦教育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替局方辯解，由最初的「無牙」論至後期「下層官員未上達」的解釋，都是不可接受的歪論。直資學校制度，一直是教育局倡議並負責執行的政策，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及常任祕書長羅范椒芬更大力推行，說得好聽是「讓家長多一個選擇」，卻為局方製造「一面殺校、一面建校」的藉口，亦誘使有「本錢」轉直資的學校參與計劃，提供了「貴族名校」的土壤，為今天的直資風波埋下種子。罪魁禍首是教育政策制定和執行者，前朝高官及現任領導均責無旁貸，以無權監管的藉口或卸責下屬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現階段最合適的是以公平公開的方法處理這爛攤子，向公眾交代事件，撥亂反正。
小班教學的爭議，也突顯了教育高官錙銖必較的營商心態，以及特區政府欠缺投資教育的決心。孫明揚為拒絕中學推行小班教學，誇大所需資源外，還錯誤引用外地教學研究，外行領導內行的弊病盡露，前線教育工作者徒嘆奈何。
專業的前線教師最清楚小班教學的優點，認為學生可從下列六方面得益：一、學生可獲得更多個別照顧；二、因課室秩序較易管理，學生不受滋擾而可較專心學習；三、教師有較多時間留意個別學生學習進度；四、教師可以採用較多不同形式的教學法，學習效果得以加強；五、教師有較多時間設計及策劃教學程式，甚至從事教學研究與發展，教學因此較生動及多元化；六、教師士氣及態度較為正面，教學效能得以提升，最終學生受益。
小班教學難否定小班教學較大班教學優勝，以兩個孩子的家庭為例，父母給予的照顧一定比四個孩子的家庭為多，這道理顯淺易明。可惜教統局的考量只是借人口下降的機會縮班殺校，把省下的資源撥回庫房，放棄提升教學質素的機會。其實，全球各先進國家皆推行小班教學，本地高官又豈能否定小班教學的理念？況且，本地小學不正是推行這曾特首也倡議的政策嗎？難道現正享受小班教學種種優點的小學生升讀中學時又遭剝奪這種權利，要重回大班學習？
新高中學制進行得如火如荼，盡快於中學推行小班教學才能提供最有利的教學環境和學習條件，讓新制得以成功實施。相信下一任特首必須嚴肅處理這議題，視中學推行小班教學為首要教育施政重點，才能獲得市民支持。
特區教育千瘡百孔，政府官員頭痛醫頭、腳痛辭職的管治手法，再加教育局外行管內行及教育高官的營商心態，都是教育政策失誤連連之主因。教改十年，動盪十年， 「新招」層出不窮，卻沒有高瞻遠矚的計劃和足夠的監管，直資學校被揭發的十大罪行和小班教學的不斷爭議只屬冰山一角，要彈劾的教育政策罄竹難書，要反省和改善的又豈只直資學校的現況？
前線的專業教師要爭取的又豈只是小班教學？特區教育何去何從？是否只待審計處把弊端逐一揭發？是否要把一代又一代的學子都當作白老鼠禍延下去？還是把教育回歸專業，賦權前線教育工作者撥亂反正，不讓特區教育腐朽下去？
公共專業聯盟www.procommons.org.hk韓連山
文章編號: 201012293910057
教育泡沫不可一、不可再
信報財經新聞 2010-12-31
P21 | 時事評論 | 阿田直說 | By 田北辰 標示關鍵字
十年當作一次總結，本港副學士制度推出十年交出的成績表，大致可以強差人意一詞形容之。一邊廂，副學士升學「乏力」，坊間譏為「掘頭進士」；另一邊廂，副學士就業困難，其畢業生的失業率甚至不無諷刺地比初中畢業生還要高，而薪酬則比十年前更低。
政府炮製「教育夾心階層」展望未來，本港適齡入讀大專的人口將隨着早年出生率急挫而大跌，由現時約8 萬人減少至低潮的5 萬人；資助大學學士學位數目1.5 萬，以及將來近2 萬個自資學士及高級文憑已吸納大部分學生。據此，說不倫不類的「教育夾心階層」副學士泡沫行將爆破而面臨淘汰，實不為過；令人憂慮、殺傷力更大的自資學士泡沫卻正在醞釀。
據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第三季本港失業率為4.4% ， 同期初中學歷人士失業率為4.9% ， 高中為4.4%，副學士畢業生失業率則為5.5%。此外，2008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維持在1.25 萬元，與2000 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的1.3 萬元猶有不如。誠如我之前撰文所指，造成副學士畢業生上述「一高一低」問題的核心，恰恰在於副學士「教育夾心階層」認受性不足，僱主和大學均先入為主地視之為等而下之的畢業生，導致副學士畢業生升學和就業兩難。可憐莘莘學子無法入讀資助學士，退而求其次入讀副學士，每年花費數萬元學費、兩三年寶貴光陰或欠下政府大筆貸款，最終換來一紙「次級文憑」。
當初政府推出副學士制度，推向私人市場後則撒手不管，不論是加強質素監管、增加升學銜接、提高認受性，各方面均表現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今天副學士的慘淡光景，當局實在是責無旁貸。在「橫向比較」下，同樣是副學位的大專資歷，副學士的社會認受性、歷史都遠不及高級文憑。站在僱主的角度，他們寧願聘請有一技之長的高級文憑畢業生專才，如設計、會計、護理等，心理上較有信心保障；而且高級文憑畢業生有「師兄、師姊」的良好記錄可作參考，單看畢業生的成績，僱主心目中已有譜。反觀不少副學士自稱知識廣泛，卻欠缺專門技能，而且畢業生質素也無迹可尋，舊生人數始終較少；再加上各院校評分標準不一，成績難以作為參考標準，甚至學生修讀的院校或學系已經「關門大吉」，令副學士的認受性再大打折扣。
就算是「縱向比較」，副學士的學術水平、資歷也遠不及學士。社會人士多數視副學士為低一級別的學士附屬品，公開試成績不足以升讀學士的學生，無可奈何才會入讀副學士。僱主若要聘請應變能力強、知識豐富的「通才」，也會傾向相信「通過會考、高考公開試（現時合併為文憑試）」洗禮的精英學生，從而選擇大學畢業生。
社會不接受副學士資歷
另一邊廂，副學士畢業生就算與中學畢業生相比，在某程度上也猶有不足。據本地大專院校的教務長反映，不少副學士生自覺付出時間、金錢，取得副學士資歷，自恃資歷高於中學畢業生，而不甘紆尊降貴尋找學歷要求較低的職位，可惜市面上也欠缺要求副學士資歷的空缺，成為其中一主因導致副學士就業高不成、低不就的情況。
前特首董建華於2001 年訂立教育十年目標，要六成適齡人口接受大專教育。
政府必須有策略提升整體教育水平，但歷史證明透過副學士的私營模式，只追求「數字」、由市場調節質素的大躍進模式是失敗的。教育局統計數字顯示，副學士學額由2001/02 年剛起步約3700 個，急增至09/10 年2.3 萬個，增幅愈五倍；副學士學額急速膨脹，導致副學士質素良莠不齊。當局提升整體教育水平，不應再依賴發展副學士。
令我更擔心是，社會關注副學士急速膨脹，反而較少人留意到自資學士學額數目同樣急升。教育局資料顯示，私立大學或自付盈虧的院校如樹仁大學、大學附屬的專上學院修讀「自資學位學士」人數，由2001/02 年的268 個，增至09/10 年的9800 個，增幅超過35 倍。
政府撥出六幅土地銳意發展私立大學，現時近萬個的自資學士學額，日後將額外增加8000 個。顯然當局預算，未來自資學士將取代副學士的角色，以吸納大批未能升讀資助學士的學生。
從培育人才的角度來看，接受專上教育的人口比例愈高，對於香港轉型知識型社會愈有利，可惜政府不願投放資源增加資助大學學額，以致學額嚴重不足，轉而大力發展私立大學的自資學士，這恐又如副學士追求數字般重蹈覆轍；自資學士在罔顧質素下膨脹，資歷又再成為水分甚高的「二等學士」。
自資學士或變「籮底橙」
除非私立大學屬於頂尖學府，否則絕大部分符合升讀大學的本地學生，都會優先選擇資助院校受歡迎的學科，退而求其次才是私立大學。政府即使嚴格監控自資學士的生產過程，但始終優質的原材料有限，於大量生產或粗製濫造下產生的自資學士，僱主及社會大眾對自資學士的質素亦心中有數，自資學士難保又再成為市場上的「籮底橙」。
副學士前車可鑑，院校獲政府批地、撥款興建校舍及設施後，為求「搵錢」償還政府貸款或達到收支平衡，短期內大量開辦課程搶收學生，結局是院校打正「有教無類」旗號濫收學生，成績不達水平照樣取錄，成績再差就以「先修班」形式吸納。
我阿田坦言對自資學士的發展不感樂觀，自資學士急速膨脹，質素已難有保證，再遇上人口下降，除非私立大學有能力大量吸納非本地生，否則必然加劇濫收學生的情況，一方面拖累高質素私立大學的名聲，同時也自毀「學士」的招牌。
更令人關注的是，自資學士生付出的金錢、時間、精神，遠比副學士生為多，對資歷的期望必然更高，但當發現期望與現實落差太大，或已欠下大筆政府貸款，只取得一紙「貶值」學士證書，之後又不獲僱主及社會認受，到時，無助、激忿的心情交織，產生的怨氣一發不可收拾。副學士十年南柯夢醒，新一輪自資學士的「教育泡沫」接手製造教育提升的璀璨假象，恐怕又已逐漸形成。
新民黨副主席www.michaeltien.hk田北辰
P21 | 時事評論 | 阿田直說 | By 田北辰 標示關鍵字
十年當作一次總結，本港副學士制度推出十年交出的成績表，大致可以強差人意一詞形容之。一邊廂，副學士升學「乏力」，坊間譏為「掘頭進士」；另一邊廂，副學士就業困難，其畢業生的失業率甚至不無諷刺地比初中畢業生還要高，而薪酬則比十年前更低。
政府炮製「教育夾心階層」展望未來，本港適齡入讀大專的人口將隨着早年出生率急挫而大跌，由現時約8 萬人減少至低潮的5 萬人；資助大學學士學位數目1.5 萬，以及將來近2 萬個自資學士及高級文憑已吸納大部分學生。據此，說不倫不類的「教育夾心階層」副學士泡沫行將爆破而面臨淘汰，實不為過；令人憂慮、殺傷力更大的自資學士泡沫卻正在醞釀。
據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第三季本港失業率為4.4% ， 同期初中學歷人士失業率為4.9% ， 高中為4.4%，副學士畢業生失業率則為5.5%。此外，2008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維持在1.25 萬元，與2000 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的1.3 萬元猶有不如。誠如我之前撰文所指，造成副學士畢業生上述「一高一低」問題的核心，恰恰在於副學士「教育夾心階層」認受性不足，僱主和大學均先入為主地視之為等而下之的畢業生，導致副學士畢業生升學和就業兩難。可憐莘莘學子無法入讀資助學士，退而求其次入讀副學士，每年花費數萬元學費、兩三年寶貴光陰或欠下政府大筆貸款，最終換來一紙「次級文憑」。
當初政府推出副學士制度，推向私人市場後則撒手不管，不論是加強質素監管、增加升學銜接、提高認受性，各方面均表現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今天副學士的慘淡光景，當局實在是責無旁貸。在「橫向比較」下，同樣是副學位的大專資歷，副學士的社會認受性、歷史都遠不及高級文憑。站在僱主的角度，他們寧願聘請有一技之長的高級文憑畢業生專才，如設計、會計、護理等，心理上較有信心保障；而且高級文憑畢業生有「師兄、師姊」的良好記錄可作參考，單看畢業生的成績，僱主心目中已有譜。反觀不少副學士自稱知識廣泛，卻欠缺專門技能，而且畢業生質素也無迹可尋，舊生人數始終較少；再加上各院校評分標準不一，成績難以作為參考標準，甚至學生修讀的院校或學系已經「關門大吉」，令副學士的認受性再大打折扣。
就算是「縱向比較」，副學士的學術水平、資歷也遠不及學士。社會人士多數視副學士為低一級別的學士附屬品，公開試成績不足以升讀學士的學生，無可奈何才會入讀副學士。僱主若要聘請應變能力強、知識豐富的「通才」，也會傾向相信「通過會考、高考公開試（現時合併為文憑試）」洗禮的精英學生，從而選擇大學畢業生。
社會不接受副學士資歷
另一邊廂，副學士畢業生就算與中學畢業生相比，在某程度上也猶有不足。據本地大專院校的教務長反映，不少副學士生自覺付出時間、金錢，取得副學士資歷，自恃資歷高於中學畢業生，而不甘紆尊降貴尋找學歷要求較低的職位，可惜市面上也欠缺要求副學士資歷的空缺，成為其中一主因導致副學士就業高不成、低不就的情況。
前特首董建華於2001 年訂立教育十年目標，要六成適齡人口接受大專教育。
政府必須有策略提升整體教育水平，但歷史證明透過副學士的私營模式，只追求「數字」、由市場調節質素的大躍進模式是失敗的。教育局統計數字顯示，副學士學額由2001/02 年剛起步約3700 個，急增至09/10 年2.3 萬個，增幅愈五倍；副學士學額急速膨脹，導致副學士質素良莠不齊。當局提升整體教育水平，不應再依賴發展副學士。
令我更擔心是，社會關注副學士急速膨脹，反而較少人留意到自資學士學額數目同樣急升。教育局資料顯示，私立大學或自付盈虧的院校如樹仁大學、大學附屬的專上學院修讀「自資學位學士」人數，由2001/02 年的268 個，增至09/10 年的9800 個，增幅超過35 倍。
政府撥出六幅土地銳意發展私立大學，現時近萬個的自資學士學額，日後將額外增加8000 個。顯然當局預算，未來自資學士將取代副學士的角色，以吸納大批未能升讀資助學士的學生。
從培育人才的角度來看，接受專上教育的人口比例愈高，對於香港轉型知識型社會愈有利，可惜政府不願投放資源增加資助大學學額，以致學額嚴重不足，轉而大力發展私立大學的自資學士，這恐又如副學士追求數字般重蹈覆轍；自資學士在罔顧質素下膨脹，資歷又再成為水分甚高的「二等學士」。
自資學士或變「籮底橙」
除非私立大學屬於頂尖學府，否則絕大部分符合升讀大學的本地學生，都會優先選擇資助院校受歡迎的學科，退而求其次才是私立大學。政府即使嚴格監控自資學士的生產過程，但始終優質的原材料有限，於大量生產或粗製濫造下產生的自資學士，僱主及社會大眾對自資學士的質素亦心中有數，自資學士難保又再成為市場上的「籮底橙」。
副學士前車可鑑，院校獲政府批地、撥款興建校舍及設施後，為求「搵錢」償還政府貸款或達到收支平衡，短期內大量開辦課程搶收學生，結局是院校打正「有教無類」旗號濫收學生，成績不達水平照樣取錄，成績再差就以「先修班」形式吸納。
我阿田坦言對自資學士的發展不感樂觀，自資學士急速膨脹，質素已難有保證，再遇上人口下降，除非私立大學有能力大量吸納非本地生，否則必然加劇濫收學生的情況，一方面拖累高質素私立大學的名聲，同時也自毀「學士」的招牌。
更令人關注的是，自資學士生付出的金錢、時間、精神，遠比副學士生為多，對資歷的期望必然更高，但當發現期望與現實落差太大，或已欠下大筆政府貸款，只取得一紙「貶值」學士證書，之後又不獲僱主及社會認受，到時，無助、激忿的心情交織，產生的怨氣一發不可收拾。副學士十年南柯夢醒，新一輪自資學士的「教育泡沫」接手製造教育提升的璀璨假象，恐怕又已逐漸形成。
新民黨副主席www.michaeltien.hk田北辰
大學之道 在識時務
明報 2010-12-31
A25 | 觀點 | By 健吾 標示關鍵字
中文大學新任校長沈祖堯博士上台，面對這位在香港對抗SARS 的英雄，媒體都乖乖的給了他很大的期望，希望他可以一洗頹風。
尤其是，聽說過去幾年中文大學的校長都令學生和老師失望透頂了。
沈校長上台，說： 「世界各國埋首於經濟發展，做科研的，不再是因對知識好奇；辦大學的，亦忽略了培育年輕人靈魂。」他說，他希望上任後盡力保存人文價值，引用中大創辦人之一錢穆語錄，希望趁青春竭盡所能，為教育奮鬥。他又說，現時社會追逐經濟發展，大學教育產生危機。他再說： 「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源，而非對知識的好奇；大學重視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輕的靈魂的使命。如果這個趨勢持續，學生只會變成牟利的個體，而非可體恤別人需要的人。」
他說了這麼多的話，我每一句也同意得五體投地了。但是，他可以改變什麼嗎？指出問題，是批評者的責任，改善狀况，是在其位者的使命。我相信沈博士這種知識分子，是應該理解的。
究竟大學要走一條怎樣的路？
究竟大學要走一條怎樣的路？根據香港的人口普查推算，20 年後，香港的適齡大學入學生，將會比現時少40%。香港增加的副學士、高級文憑以至其他的類學士學位，都搶去了不少大學的學生。香港將會很快走上台灣之路，全民大學生。聽理工大學的小友說，聽說他們的畢業生，說自己找到8000 大元收入一個月的工已經算不錯了，因為太多副學士和文憑生在頂爛市。大學學系的評分，是畢業生的人工。
各大學系想盡方法去谷高畢業生的就業率，去證明自己的存在。要不就是在爭取資源上，偏重研究，令學系大家都同時忽略教學。如中文大學搞了很多年的「導師是不是教職員（teaching staff）」的問題，鬧上立法會都仍是懸在半空的小事一樁。
大學生需要有靈魂嗎？大學之道，以前是「在明明德」，今時今日是「要識時務」。我們希望大學生變成什麼？如果我們只希望大學生早一點投入社會機器，只要自以為自己是社會的上層，好好的找一份好工，投入「高增值行業」（現在就只有金融界，或乜Ｏ物Ｏ）。那麼，他們是不需要有靈魂的。
你看看林鄭Ｘ娥推政策時的狠樣？
君不見高官們做事是有心有靈魂的啊。他們只需要涼薄的看世態，只需要及早把自己物化。和我同組的同學，只是幫助我拿取高分的工具； 寫履歷書的時候， 所有可以幫忙的career officer、教授、mentor，都只是工具。我要取悅他們，就用什麼方法也行。學生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畢業後馬上就找到一份月入3 萬大元的工作，原因，是因為他跟某一家投資銀行CEO 發生了一夜情，而且保持良好炮友關係，及後到Ｙ要找工作的時候，他得到了兩張跨國公司CEO 寫的推薦書。有沒有人會懷疑這些信的來歷？廣東俗諺有云，笑貧不笑娼，達到目標，不擇手段，只要不犯法，最後又成功，你就是皇帝。
我在前線守得很辛苦
即管罵我吧，罵我把這些事情告訴大家，是教壞細路，世風日下。我想說，你可以做你的鴕鳥，不去面對世界。但當世界改變了，你開罵，世界也不會因為你的個人意願而改變的。
香港依舊是一個功利主義獨大的社會。教書的，常說教書不止要教書，也要教靈魂。老師被稱為是人之患，也是什麼靈魂工程師。我每天面對學生，都想好好的對他們說，你們的人生，除了工作，還有很多東西。但這些說話，我是不可以說的，因為這樣會影響學系畢業生的入職薪酬。之後，我就會丟職。
沈校長，我很敬重你，我暫時仍相信你是一個會為中文大學的師生爭取最多的「善」的學者。不是因為我跟你有什麼私交，只是因為我蠢，我將心比己，我仍相信中文大學仍有一部分學者，仍有一點integrity 去為社會做點善事。你說的話，我今天記下了，給《明報》讀者都好好做一次見證。希望幾年後，你做到你想做的事。
中文大學已經五勞七傷，我是其中一個員工，我深深明白。希望你有一秒間的想到，我們這些合約制的年輕教學人員，在前線守，守得很苦。
A25 | 觀點 | By 健吾 標示關鍵字
中文大學新任校長沈祖堯博士上台，面對這位在香港對抗SARS 的英雄，媒體都乖乖的給了他很大的期望，希望他可以一洗頹風。
尤其是，聽說過去幾年中文大學的校長都令學生和老師失望透頂了。
沈校長上台，說： 「世界各國埋首於經濟發展，做科研的，不再是因對知識好奇；辦大學的，亦忽略了培育年輕人靈魂。」他說，他希望上任後盡力保存人文價值，引用中大創辦人之一錢穆語錄，希望趁青春竭盡所能，為教育奮鬥。他又說，現時社會追逐經濟發展，大學教育產生危機。他再說： 「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源，而非對知識的好奇；大學重視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輕的靈魂的使命。如果這個趨勢持續，學生只會變成牟利的個體，而非可體恤別人需要的人。」
他說了這麼多的話，我每一句也同意得五體投地了。但是，他可以改變什麼嗎？指出問題，是批評者的責任，改善狀况，是在其位者的使命。我相信沈博士這種知識分子，是應該理解的。
究竟大學要走一條怎樣的路？
究竟大學要走一條怎樣的路？根據香港的人口普查推算，20 年後，香港的適齡大學入學生，將會比現時少40%。香港增加的副學士、高級文憑以至其他的類學士學位，都搶去了不少大學的學生。香港將會很快走上台灣之路，全民大學生。聽理工大學的小友說，聽說他們的畢業生，說自己找到8000 大元收入一個月的工已經算不錯了，因為太多副學士和文憑生在頂爛市。大學學系的評分，是畢業生的人工。
各大學系想盡方法去谷高畢業生的就業率，去證明自己的存在。要不就是在爭取資源上，偏重研究，令學系大家都同時忽略教學。如中文大學搞了很多年的「導師是不是教職員（teaching staff）」的問題，鬧上立法會都仍是懸在半空的小事一樁。
大學生需要有靈魂嗎？大學之道，以前是「在明明德」，今時今日是「要識時務」。我們希望大學生變成什麼？如果我們只希望大學生早一點投入社會機器，只要自以為自己是社會的上層，好好的找一份好工，投入「高增值行業」（現在就只有金融界，或乜Ｏ物Ｏ）。那麼，他們是不需要有靈魂的。
你看看林鄭Ｘ娥推政策時的狠樣？
君不見高官們做事是有心有靈魂的啊。他們只需要涼薄的看世態，只需要及早把自己物化。和我同組的同學，只是幫助我拿取高分的工具； 寫履歷書的時候， 所有可以幫忙的career officer、教授、mentor，都只是工具。我要取悅他們，就用什麼方法也行。學生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畢業後馬上就找到一份月入3 萬大元的工作，原因，是因為他跟某一家投資銀行CEO 發生了一夜情，而且保持良好炮友關係，及後到Ｙ要找工作的時候，他得到了兩張跨國公司CEO 寫的推薦書。有沒有人會懷疑這些信的來歷？廣東俗諺有云，笑貧不笑娼，達到目標，不擇手段，只要不犯法，最後又成功，你就是皇帝。
我在前線守得很辛苦
即管罵我吧，罵我把這些事情告訴大家，是教壞細路，世風日下。我想說，你可以做你的鴕鳥，不去面對世界。但當世界改變了，你開罵，世界也不會因為你的個人意願而改變的。
香港依舊是一個功利主義獨大的社會。教書的，常說教書不止要教書，也要教靈魂。老師被稱為是人之患，也是什麼靈魂工程師。我每天面對學生，都想好好的對他們說，你們的人生，除了工作，還有很多東西。但這些說話，我是不可以說的，因為這樣會影響學系畢業生的入職薪酬。之後，我就會丟職。
沈校長，我很敬重你，我暫時仍相信你是一個會為中文大學的師生爭取最多的「善」的學者。不是因為我跟你有什麼私交，只是因為我蠢，我將心比己，我仍相信中文大學仍有一部分學者，仍有一點integrity 去為社會做點善事。你說的話，我今天記下了，給《明報》讀者都好好做一次見證。希望幾年後，你做到你想做的事。
中文大學已經五勞七傷，我是其中一個員工，我深深明白。希望你有一秒間的想到，我們這些合約制的年輕教學人員，在前線守，守得很苦。
2010年12月19日 星期日
規劃教育= 規劃人力資源？
信報財經新聞
P24 | 時事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10-10-29
上周提到，在人才流動普遍而頻繁的今天，一個地方的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很難有一個直接的對應關係。一個地方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出，也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入，而且兩者往往同時發生。同樣，一個地方的教育，即使基礎教育完全是為了本地居民的子女，這些子女長大了往往就不在本地升學，也不大會成為本地經濟的人才。本地的教育，假如有基礎教育以上的專上教育，大都不一定會留在原地就業或者升學（本地也大都不會有大學）；到外地升學畢業以後，也大都不會回到老家就業。
人才高低不拘來源
在中國，也許只有北京與上海市例外。北京、上海的大學，招了許多外地學生，畢業後大家都想留在當地，成了北京與上海的人力資源。在其他地方，學生出去就不大會回來了。這也許是一個常規，世界上到處一樣，只是在中國變化太快，城鄉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落差頗大，因此就更明顯了。
於是出現了規劃人才與教育之間的差異。上周談到的地方像順德，要是認真規劃人才，就要想辦法往外招工，一方面想辦法招來最好的高級人才，另一方面招來最便宜好使的低價勞工。不論是高檔還是低檔，人才的來源不拘，沒有道理、也沒有可能把人才的來源局限在本地。
當然，這樣的人才規劃會受到許多因素制約：本地經濟的發展格局、生產模式、投資形勢，以及本地老百姓的就業與生計（例如工資漲落、住房供求）。
這樣的規劃遇到的挑戰，也許是人力資源不足（聘不到高級人才、招不到低價勞工），也許是人力資源過剩，或是外來人才與本地人才搶飯碗。
規劃教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基礎教育辦得好，群眾的標誌也許是升學的學生數目；要是本地沒有大學的，到外地升學的愈多，就證明本地的基礎教育愈成功。
考慮的是學生個人的出路與前景，而不是本地經濟的人才需要。
假如本地有大學，高等教育辦得好，標誌是，一、是否能夠在全國各地，甚至全球招到更多的、更好的學生，而不是要本地學生盡量留在本地念書；二、高校畢業生是否能夠在全國甚至全球最受歡迎，而不是要畢業生盡量留在本地工作。
總之，由於學生和畢業生的自由流動，本地的經濟已經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地培養的人才；本地的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服務於本地的人才需求。
教育產出符合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時代，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教育規劃是經濟規劃的一部分。
教育的產出，要恰恰符合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雖然那時候中國不用這個詞兒）需求。但是要達到這樣的「境界」，首先就要讓學生和畢業生絕對服從國家的計劃（叫做「服從分配」）。院校沒有「計劃外」的招生；學生沒有自由的「計劃外」流動；畢業生也不會有「計劃外」的「分配」（就業）。
經濟需要什麼，教育就「生產」什麼。經濟發展幾乎是規劃教育的唯一根據（當然在中國還加上政治思想要求）。
計劃經濟的優劣，不需要這裏來評論。反正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結束的當兒，傳聞北京一家鋼鐵廠出現了八個工程師對一個技術員的奇景；足以說明，經濟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不是任何強勢的人為規劃可以輕易左右的。再嚴格的人力規劃，也無法「擺平」單位裏面的人力資源配套。但是要不是開放改革，這樣的情形還會繼續下去，因為那時候教育的功能就是按照經濟發展的需求，供應人力資源。
記得聽教育經濟大師Mark Blaug 說過，八十年代初，他首次訪問中國，陪同的翻譯，詳細介紹了當時的人力與教育規劃的做法，他覺得不可思議。那位翻譯反問： 「每年這麼多人畢業，要進入這麼多的職位，你們資本主義社會是怎麼做的？」Mark Blaug 告訴她是靠市場的自動調節，這次輪到那位翻譯感到不可思議。
可見人力規劃是一種思維方式，不單單是一種制度或者方法。
只看經濟空談國際
嚴格的計劃經濟已經成為歷史，但是計劃經濟的思維，還會深深地停留在人們的腦袋裏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關於「人才」的觀念。或者現代化一點，是「人力資源」的觀念，更具體一點，是教育與人力資源的關係。
但是教育服從經濟的思維，絕對不限於社會主義國家。1963 年著名的地中海發展計劃，就是研究地中海周圍六個經濟不太發達的國家，從預測人力需求出發，希望在有限的年度裏，通過教育培養出相應的人才，以促進經濟發展。教育在決策者的眼中，不過是供應人才的器具；規劃教育，再無其他目的。
在典型的工業社會中，人才是一個金字塔，教育也是一個金字塔。那時候，教育的任務是如何培養極少數的精英，作為金字塔頂尖的領導人物；大多數人是教育制度的淘汰對象，他們為工廠和社會底層輸送勞動大軍。那時候，規劃教育與規劃人才，完全是一回事。完成了各級的領導人才、技術人才的培訓，教育的任務也就完成了。第一，給淘汰出局的，對不起，不再是教育範圍的事；第二，供應人力資源以外，對不起，也不是教育政策關心的事。
社會變了，人們對教育的期望也不一樣了。
假如教育完全是為了經濟發展（所謂人才培養），那麼，經濟以外的生活如何準備？每個人除了經濟生活（職業）以外，也有他的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思想生活、餘暇生活；要面對退休、老年、失業、病痛；現在還要面對日益頻繁而無法預計的自然災禍、人為戰亂、社會動盪、經濟危機。教育可以置身事外嗎？
香港最近常常談到「教育樞紐」。人們很自然的想法是，香港的大學（甚至中學）多吸收一些外地學生，他們畢業以後，讓他們留在香港工作；招收的若是高材生，畢業的也是優秀人物，香港的人力資源豈非愈來愈強？
試想一下，假如我們香港的大學生，腦袋裏面就只是想着香港的經濟發展，又談什麼國際視野？香港又如何會成為真正的國際都市？
程介明
P24 | 時事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10-10-29
上周提到，在人才流動普遍而頻繁的今天，一個地方的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很難有一個直接的對應關係。一個地方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出，也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入，而且兩者往往同時發生。同樣，一個地方的教育，即使基礎教育完全是為了本地居民的子女，這些子女長大了往往就不在本地升學，也不大會成為本地經濟的人才。本地的教育，假如有基礎教育以上的專上教育，大都不一定會留在原地就業或者升學（本地也大都不會有大學）；到外地升學畢業以後，也大都不會回到老家就業。
人才高低不拘來源
在中國，也許只有北京與上海市例外。北京、上海的大學，招了許多外地學生，畢業後大家都想留在當地，成了北京與上海的人力資源。在其他地方，學生出去就不大會回來了。這也許是一個常規，世界上到處一樣，只是在中國變化太快，城鄉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落差頗大，因此就更明顯了。
於是出現了規劃人才與教育之間的差異。上周談到的地方像順德，要是認真規劃人才，就要想辦法往外招工，一方面想辦法招來最好的高級人才，另一方面招來最便宜好使的低價勞工。不論是高檔還是低檔，人才的來源不拘，沒有道理、也沒有可能把人才的來源局限在本地。
當然，這樣的人才規劃會受到許多因素制約：本地經濟的發展格局、生產模式、投資形勢，以及本地老百姓的就業與生計（例如工資漲落、住房供求）。
這樣的規劃遇到的挑戰，也許是人力資源不足（聘不到高級人才、招不到低價勞工），也許是人力資源過剩，或是外來人才與本地人才搶飯碗。
規劃教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基礎教育辦得好，群眾的標誌也許是升學的學生數目；要是本地沒有大學的，到外地升學的愈多，就證明本地的基礎教育愈成功。
考慮的是學生個人的出路與前景，而不是本地經濟的人才需要。
假如本地有大學，高等教育辦得好，標誌是，一、是否能夠在全國各地，甚至全球招到更多的、更好的學生，而不是要本地學生盡量留在本地念書；二、高校畢業生是否能夠在全國甚至全球最受歡迎，而不是要畢業生盡量留在本地工作。
總之，由於學生和畢業生的自由流動，本地的經濟已經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地培養的人才；本地的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服務於本地的人才需求。
教育產出符合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時代，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教育規劃是經濟規劃的一部分。
教育的產出，要恰恰符合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雖然那時候中國不用這個詞兒）需求。但是要達到這樣的「境界」，首先就要讓學生和畢業生絕對服從國家的計劃（叫做「服從分配」）。院校沒有「計劃外」的招生；學生沒有自由的「計劃外」流動；畢業生也不會有「計劃外」的「分配」（就業）。
經濟需要什麼，教育就「生產」什麼。經濟發展幾乎是規劃教育的唯一根據（當然在中國還加上政治思想要求）。
計劃經濟的優劣，不需要這裏來評論。反正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結束的當兒，傳聞北京一家鋼鐵廠出現了八個工程師對一個技術員的奇景；足以說明，經濟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不是任何強勢的人為規劃可以輕易左右的。再嚴格的人力規劃，也無法「擺平」單位裏面的人力資源配套。但是要不是開放改革，這樣的情形還會繼續下去，因為那時候教育的功能就是按照經濟發展的需求，供應人力資源。
記得聽教育經濟大師Mark Blaug 說過，八十年代初，他首次訪問中國，陪同的翻譯，詳細介紹了當時的人力與教育規劃的做法，他覺得不可思議。那位翻譯反問： 「每年這麼多人畢業，要進入這麼多的職位，你們資本主義社會是怎麼做的？」Mark Blaug 告訴她是靠市場的自動調節，這次輪到那位翻譯感到不可思議。
可見人力規劃是一種思維方式，不單單是一種制度或者方法。
只看經濟空談國際
嚴格的計劃經濟已經成為歷史，但是計劃經濟的思維，還會深深地停留在人們的腦袋裏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關於「人才」的觀念。或者現代化一點，是「人力資源」的觀念，更具體一點，是教育與人力資源的關係。
但是教育服從經濟的思維，絕對不限於社會主義國家。1963 年著名的地中海發展計劃，就是研究地中海周圍六個經濟不太發達的國家，從預測人力需求出發，希望在有限的年度裏，通過教育培養出相應的人才，以促進經濟發展。教育在決策者的眼中，不過是供應人才的器具；規劃教育，再無其他目的。
在典型的工業社會中，人才是一個金字塔，教育也是一個金字塔。那時候，教育的任務是如何培養極少數的精英，作為金字塔頂尖的領導人物；大多數人是教育制度的淘汰對象，他們為工廠和社會底層輸送勞動大軍。那時候，規劃教育與規劃人才，完全是一回事。完成了各級的領導人才、技術人才的培訓，教育的任務也就完成了。第一，給淘汰出局的，對不起，不再是教育範圍的事；第二，供應人力資源以外，對不起，也不是教育政策關心的事。
社會變了，人們對教育的期望也不一樣了。
假如教育完全是為了經濟發展（所謂人才培養），那麼，經濟以外的生活如何準備？每個人除了經濟生活（職業）以外，也有他的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思想生活、餘暇生活；要面對退休、老年、失業、病痛；現在還要面對日益頻繁而無法預計的自然災禍、人為戰亂、社會動盪、經濟危機。教育可以置身事外嗎？
香港最近常常談到「教育樞紐」。人們很自然的想法是，香港的大學（甚至中學）多吸收一些外地學生，他們畢業以後，讓他們留在香港工作；招收的若是高材生，畢業的也是優秀人物，香港的人力資源豈非愈來愈強？
試想一下，假如我們香港的大學生，腦袋裏面就只是想着香港的經濟發展，又談什麼國際視野？香港又如何會成為真正的國際都市？
程介明
「縮骨」政策難辦大專教育
信報財經新聞
P25 | 時事評論 | 專業眼 | By 黃志偉 2010-10-29
特首曾蔭權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提出兩項有關本地大學學額的增長措施。從這兩項措施中，我們可以初步了解特區政府未來的大學學額產生途徑及可能衍生的問題。
第一項措施是設立25 億元的基金，支持自資專上教育的發展。這25 億元的具體用途，是為修讀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支援院校提升教學質素。
第二項措施則是由2012 至13 年起，把公帑資助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增加至每年一萬五千個，並逐步把高年級收生學額增加一倍至四千個，更為副學士畢業生提供更多升學銜接的機會。政府指當上述建議全面落實後，適齡人口中超過三成的青年將有機會修讀自資或公帑資助的學位課程。
沒汲取失敗教訓
以上述報告內文的排列次序來理解特區的大學學位增長發展，我們看到政府還是先以市場作為解決本地大學學位不足的老問題；至於傳統以公帑資助的大學學位的擴充，則是在自資學位之後。我們不難視這種排列為一種訊號，顯示出特區政府企圖以這種公私合營的模式，來解决本地大學學位的短缺。
可是本地至今並沒有成功建立大專教育的市場經驗，就以十年前炮製的副學士課程及其後推出的接近全盤推向自負盈虧的副學士市場化的千瘡百孔、「手尾」不少的慘痛經驗來看，政府根本未有認真總結教訓，還是朝大專╱大學教育市場化這條路走下去。筆者擔心政府這種未肯充分承擔、指望市場會自然出現並持續健康發展的想法，恐怕難以如願，到時又會怨聲載道。
任何熟知本地家長與中學生升學取向的人，皆知道他們首選必定是政府資助的八大院校，退而求其次的，才輪到資助的文憑與高級文憑課程。上述這種取向由殖民地至特區初時皆是如此，因為由政府資助的大專院校才會有充足的資源確保優良的師資、完善的校舍、豐富的藏書，更吸引家長及學子的乃是較便宜的學費。
直至前特首董建華在2000 年時，提出要大力培訓本地人才，以應付社會轉型至「知識型經濟」起，本港才在政府不願再大力投放資源多增資助大學學額下，引進美式的副學士制度，並為了製造所謂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更進一步接近全盤削減資助，逼使原先開辦高級文憑的理工型院校變為全面的市場化辦學。
談教育先有承擔
幾年下來，好幾間參與這場創造市場實驗的院校各有不同的命運，有大學與本地著名的慈善團體合營的院校，由當初的大力造勢，並以巨額金錢吸引尖子入讀，到現今的苦苦支撐；亦有院校以結業收場，前教统局局長李國章教授的近親所辦的院校，就屬此類結業例子。
成功存活並有佳績的校院，是原先有開辦文憑與高級文憑經驗的理工型院校的屬下學院，及挾本地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頭銜的社區學院。當然它們的成功還包括有沒有像樣的校舍及校園生活、優良師資，以及每年皆有一定成功入讀政府資助大學學位課程（如考獲大學二年級入讀資格）的亮麗數字。上述具備這些條件的院校，在未來這場學士學位由私立市場來供應的另一場實驗內，更獲政府相中，力促積極投入其中。
政府現時的設想，就是由這些存活者，再給予一定的物質資助，鼓勵這些已開辦自資副學士的院校，再下一城，開辦自資的本科學士課程。這樣一來，政府可以假手這些院校，解决為數三萬多人的副學士畢業生升讀完整大學課程的夢想，二來又可以收回投資的方式、以借貸及低價地皮誘使院校入局。
可是筆者卻要指出單單撥出面積恍如中學校舍面積的地皮，縱使建成校舍，內中的各種硬件配套如圖書館、電腦中心及課室等，根本是空間不足。再者，院校在申請基金借貸辦學時，更需要政府這個債主容許一個更長時間的低息還款計劃來相就，容許申請的院校有更大的財務鬆動的空間逐步還款；否則，這些院校必會重蹈覆轍地像早年向政府借貸建校舍開辦副學士的院校般，陷入收生未穩定、教學隊伍尚未完整，但又要開始還款的困局。
總的來說，政府若想成功建立有質素保證、又非只為充數的私立大學學位供應市場，就不要抱着「有限責任」、「有限承擔」的態度。說白一點，若真心為香港培訓人才，就不要「縮骨」！ 公共專業聯盟www.procommons.org.hk黃志偉
P25 | 時事評論 | 專業眼 | By 黃志偉 2010-10-29
特首曾蔭權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提出兩項有關本地大學學額的增長措施。從這兩項措施中，我們可以初步了解特區政府未來的大學學額產生途徑及可能衍生的問題。
第一項措施是設立25 億元的基金，支持自資專上教育的發展。這25 億元的具體用途，是為修讀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支援院校提升教學質素。
第二項措施則是由2012 至13 年起，把公帑資助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增加至每年一萬五千個，並逐步把高年級收生學額增加一倍至四千個，更為副學士畢業生提供更多升學銜接的機會。政府指當上述建議全面落實後，適齡人口中超過三成的青年將有機會修讀自資或公帑資助的學位課程。
沒汲取失敗教訓
以上述報告內文的排列次序來理解特區的大學學位增長發展，我們看到政府還是先以市場作為解決本地大學學位不足的老問題；至於傳統以公帑資助的大學學位的擴充，則是在自資學位之後。我們不難視這種排列為一種訊號，顯示出特區政府企圖以這種公私合營的模式，來解决本地大學學位的短缺。
可是本地至今並沒有成功建立大專教育的市場經驗，就以十年前炮製的副學士課程及其後推出的接近全盤推向自負盈虧的副學士市場化的千瘡百孔、「手尾」不少的慘痛經驗來看，政府根本未有認真總結教訓，還是朝大專╱大學教育市場化這條路走下去。筆者擔心政府這種未肯充分承擔、指望市場會自然出現並持續健康發展的想法，恐怕難以如願，到時又會怨聲載道。
任何熟知本地家長與中學生升學取向的人，皆知道他們首選必定是政府資助的八大院校，退而求其次的，才輪到資助的文憑與高級文憑課程。上述這種取向由殖民地至特區初時皆是如此，因為由政府資助的大專院校才會有充足的資源確保優良的師資、完善的校舍、豐富的藏書，更吸引家長及學子的乃是較便宜的學費。
直至前特首董建華在2000 年時，提出要大力培訓本地人才，以應付社會轉型至「知識型經濟」起，本港才在政府不願再大力投放資源多增資助大學學額下，引進美式的副學士制度，並為了製造所謂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更進一步接近全盤削減資助，逼使原先開辦高級文憑的理工型院校變為全面的市場化辦學。
談教育先有承擔
幾年下來，好幾間參與這場創造市場實驗的院校各有不同的命運，有大學與本地著名的慈善團體合營的院校，由當初的大力造勢，並以巨額金錢吸引尖子入讀，到現今的苦苦支撐；亦有院校以結業收場，前教统局局長李國章教授的近親所辦的院校，就屬此類結業例子。
成功存活並有佳績的校院，是原先有開辦文憑與高級文憑經驗的理工型院校的屬下學院，及挾本地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頭銜的社區學院。當然它們的成功還包括有沒有像樣的校舍及校園生活、優良師資，以及每年皆有一定成功入讀政府資助大學學位課程（如考獲大學二年級入讀資格）的亮麗數字。上述具備這些條件的院校，在未來這場學士學位由私立市場來供應的另一場實驗內，更獲政府相中，力促積極投入其中。
政府現時的設想，就是由這些存活者，再給予一定的物質資助，鼓勵這些已開辦自資副學士的院校，再下一城，開辦自資的本科學士課程。這樣一來，政府可以假手這些院校，解决為數三萬多人的副學士畢業生升讀完整大學課程的夢想，二來又可以收回投資的方式、以借貸及低價地皮誘使院校入局。
可是筆者卻要指出單單撥出面積恍如中學校舍面積的地皮，縱使建成校舍，內中的各種硬件配套如圖書館、電腦中心及課室等，根本是空間不足。再者，院校在申請基金借貸辦學時，更需要政府這個債主容許一個更長時間的低息還款計劃來相就，容許申請的院校有更大的財務鬆動的空間逐步還款；否則，這些院校必會重蹈覆轍地像早年向政府借貸建校舍開辦副學士的院校般，陷入收生未穩定、教學隊伍尚未完整，但又要開始還款的困局。
總的來說，政府若想成功建立有質素保證、又非只為充數的私立大學學位供應市場，就不要抱着「有限責任」、「有限承擔」的態度。說白一點，若真心為香港培訓人才，就不要「縮骨」！ 公共專業聯盟www.procommons.org.hk黃志偉
萬九名高學歷月入低過$3000工會：大學沙紙貶值須正視
蘋果日報
A16 | 港聞 2010-11-26
【本報訊】高學歷不再是收入的保證。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第二季有多達1.9萬名專上教育程度人士，月入少於3,000元，較去年同期急增13%。工會指數據反映大學沙紙「大貶值」，政府必須正視高學歷人士越搵越少，以及年輕人畢業後缺乏出路問題，否則社會怨氣只會越來越大，影響政府管治。
記者：盧文烈
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第二季有7.96萬名僱員每月就業收入少於3,000元，雖較去年同期8.43萬人減少4.3%，但當中擁有專上教育程度而月入少於3,000元的僱員人數，卻由去年的1.67萬增至今年1.88萬人，增幅13%，而月入6,000元以下的專上學歷人士也由去年6.31萬人，增至今年6.67萬人，增幅6%，反映高學歷人士搵錢越來越困難。
數據又顯示，年輕人低收入問題有惡化迹象，今年第二季約有2.1萬名15至24歲青年，月入少於3,000元，人數雖與去年同期相若，但由於整體青年就業人口有近8%跌幅，因此問題其實較以前更嚴重。
大學生但求有工做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表示，本港經濟產業不夠多元化，勞工市場缺乏適合大學生的職位空缺，部份高學歷人士為求有工在手，轉而應徵只要求中五或中七學歷的職位，收入自然較低。
除了就業困難，年輕人亦面對居住問題，現時公屋輪候冊有1至2萬名申請人具備大專或以上學歷，「佢哋連最基本嘅居住問題，都未解決得到」。他促請政府必須正視年輕人出路問題，首要發展多元化產業。
政府外判工被壓價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雖然部份高學歷低收入人士可能只是從事兼職工作，但亦不能忽視問題的嚴重性。他說，統計處數字反映專上學位大貶值，政府近年透過外判公司聘請文員，月薪只有數千元，但每次招聘都吸引不少大學生申請，政府長期壓價，令到不少大學生未能取得合理薪酬，政府若不正視，社會怨氣只會越來越大，勢必影響政府管治。
專上教育程度僱員收入分佈
每月收入：少於3,000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88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2.60%
每月收入：3,000至3,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3.3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2.60%
每月收入：4,000至5,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49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2.90%
每月收入：6,000至7,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3.05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4.40%
每月收入：8,000至9,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6.8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4.60%
每月收入：10,000至14,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7.76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3.50%
每月收入：15,000至19,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3.89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0.94%
每月收入：20,000至24,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1.55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6.90%
每月收入：25,000至29,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7.62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6.70%
每月收入：30,000元或以上
今年第二季人數：34.27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2.10%
-合計-
今年第二季人數：101.6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10%
資料來源：統計處
A16 | 港聞 2010-11-26
【本報訊】高學歷不再是收入的保證。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第二季有多達1.9萬名專上教育程度人士，月入少於3,000元，較去年同期急增13%。工會指數據反映大學沙紙「大貶值」，政府必須正視高學歷人士越搵越少，以及年輕人畢業後缺乏出路問題，否則社會怨氣只會越來越大，影響政府管治。
記者：盧文烈
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第二季有7.96萬名僱員每月就業收入少於3,000元，雖較去年同期8.43萬人減少4.3%，但當中擁有專上教育程度而月入少於3,000元的僱員人數，卻由去年的1.67萬增至今年1.88萬人，增幅13%，而月入6,000元以下的專上學歷人士也由去年6.31萬人，增至今年6.67萬人，增幅6%，反映高學歷人士搵錢越來越困難。
數據又顯示，年輕人低收入問題有惡化迹象，今年第二季約有2.1萬名15至24歲青年，月入少於3,000元，人數雖與去年同期相若，但由於整體青年就業人口有近8%跌幅，因此問題其實較以前更嚴重。
大學生但求有工做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表示，本港經濟產業不夠多元化，勞工市場缺乏適合大學生的職位空缺，部份高學歷人士為求有工在手，轉而應徵只要求中五或中七學歷的職位，收入自然較低。
除了就業困難，年輕人亦面對居住問題，現時公屋輪候冊有1至2萬名申請人具備大專或以上學歷，「佢哋連最基本嘅居住問題，都未解決得到」。他促請政府必須正視年輕人出路問題，首要發展多元化產業。
政府外判工被壓價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雖然部份高學歷低收入人士可能只是從事兼職工作，但亦不能忽視問題的嚴重性。他說，統計處數字反映專上學位大貶值，政府近年透過外判公司聘請文員，月薪只有數千元，但每次招聘都吸引不少大學生申請，政府長期壓價，令到不少大學生未能取得合理薪酬，政府若不正視，社會怨氣只會越來越大，勢必影響政府管治。
專上教育程度僱員收入分佈
每月收入：少於3,000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88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2.60%
每月收入：3,000至3,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3.3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2.60%
每月收入：4,000至5,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49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2.90%
每月收入：6,000至7,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3.05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4.40%
每月收入：8,000至9,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6.8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4.60%
每月收入：10,000至14,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7.76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3.50%
每月收入：15,000至19,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3.89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0.94%
每月收入：20,000至24,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1.55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6.90%
每月收入：25,000至29,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7.62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6.70%
每月收入：30,000元或以上
今年第二季人數：34.27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2.10%
-合計-
今年第二季人數：101.6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10%
資料來源：統計處
大學求什麼？
明報
A34 | 觀點 | By 張炳良 2010-12-01
大學求什麼？
今天，一方面國際大學（包括學院、課程）排名表如雨後春筍，各國主要大學都在爭「世界一流大學」美名，而很多國家和城市（包括香港）都在發展成為「教育樞紐」（當中重點是高等教育）；但是，另方面又出現愈來愈多對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方向的關注，有人擔心目前高教太重科技而輕人文，過於市場化甚至商業化。
大學應是什麼？我們沒有統一的答案，但是值得探討和反思。徐詠璇上星期（11 月26 日）在其《信報》專欄中問「港大是什麼？」，而提出它是一所大學， 「也就是世界上所有最高學府代表的知識堡壘，社會明燈……以智慧領航，憑膽識奉獻。」同時說它「講究自由……崇尚多元，百花齊放」。作為港大校友和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校長，我對這樣的大學特色，十分認同。
學者憂大學教育逐漸偏離傳統使命
不過，國際上不少學者正在擔心在功利文化的氛圍下，大學教育在逐漸偏離大學「傳授智慧」、「啟發思維」的傳統使命。澳洲Macquarie 大學校長Steven Schwartz 教授今年中提出警告，我們正活在一個金錢世代，現代大學也被迫加以迎合，以致高等教育被矮化為職訓場地。（註1）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MarthaNussbaum 認為當今高教迷失方向，她指出，若社會希望培養具同理心、樂做「世界公民」的大學畢業生，則必須扭轉大學教育現時傾斜於經濟生產力導向、而忽視自由與批判價值的趨勢。
（註2）
今天，人們以至各國政府過分重視大學的世界排名，但有關排名的評核方法卻無可避免存在方法學上的偏頗。例如，評估研究表現的，愈來愈偏重量化的論文引述指數，而非作較平衡的考量——即檢視研究對科學新發現及知識創新，以至對社會進步與人文精神啟迪等各方面有何貢獻。一些矚目的大學排名榜，重科技而輕人文，重量化指標（如研究產出量、獲獎項數目、來自業界收入等）而忽略較難量化的方面（如學生的學習體驗、學生的社會及全球意識培養、大學對國家世界的使命實踐等）。
已故加拿大Montreal 大學學者Bill Readings 曾提出當今大學「陷於廢墟」（in ruin）的看法（註3），因為其成就只以科技和功利主義的標準去衡量，而「文化」已不再視為大學之道的參照系（legitimating reference），偏離源自歐洲傳統的現代大學所建基的「理性」（reason）和「文化」（culture）。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曾說： 「就教學及科技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註 4）Schwartz 教授呼籲大學應向學生傳授「智慧」（wisdom），不只是傳授「知識」（knowledge）。那麼，何謂智慧？孔子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意思是，學之所重，乃培養崇高的道德品格，啟蒙社會萬民，並最終達至理想境界。無論東西方的早期大學傳統，均強調培養具知識與文化學養、有高尚操守和治國才略的領袖人才。
隨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加上社會日益重視人才資本，大學已被視為就業裝備之所。受市場力量牽引下，大學傾向開辦更多「職業培訓」式課程，尤其是能掙錢的專業學位。文史哲及一些社會科學學科面臨邊緣化，因為人們認為這個學科雖可拓闊思維卻不一定提升就業機會。「哲學」這一向為人所頌的「知識之父」，今天似淪為瀕危物種了。
應反思大學之道高等教育內涵
在香港，我們的大學也面臨上述兩難之局與挑戰：一方面力圖擴闊思維、拓展通識（這從新高中課程重視通識科、大學新四年制本科課程加強通識教育，可見一斑），但另一方面卻又身處功利文化的環境，不少學生往往對人文學科敬而遠之，為的是這些學科含「金」量少。社會上比較樂於回應醫學及其他硬科學的科研經費的訴求，私人捐獻也多；可是，若要社會明白培育兒童文學作家、學校教師或哲學家的價值，則往往困難得多。
在此香港銳意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之際，我們實應反思大學之道及高等教育的內涵與方向：究竟大學追求的應是哪樣子的卓越呢？
編按：內文註釋見下列網址：http://news.mingpao.com/20101201/faz1.htm
公共政策評析張炳良
A34 | 觀點 | By 張炳良 2010-12-01
大學求什麼？
今天，一方面國際大學（包括學院、課程）排名表如雨後春筍，各國主要大學都在爭「世界一流大學」美名，而很多國家和城市（包括香港）都在發展成為「教育樞紐」（當中重點是高等教育）；但是，另方面又出現愈來愈多對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方向的關注，有人擔心目前高教太重科技而輕人文，過於市場化甚至商業化。
大學應是什麼？我們沒有統一的答案，但是值得探討和反思。徐詠璇上星期（11 月26 日）在其《信報》專欄中問「港大是什麼？」，而提出它是一所大學， 「也就是世界上所有最高學府代表的知識堡壘，社會明燈……以智慧領航，憑膽識奉獻。」同時說它「講究自由……崇尚多元，百花齊放」。作為港大校友和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校長，我對這樣的大學特色，十分認同。
學者憂大學教育逐漸偏離傳統使命
不過，國際上不少學者正在擔心在功利文化的氛圍下，大學教育在逐漸偏離大學「傳授智慧」、「啟發思維」的傳統使命。澳洲Macquarie 大學校長Steven Schwartz 教授今年中提出警告，我們正活在一個金錢世代，現代大學也被迫加以迎合，以致高等教育被矮化為職訓場地。（註1）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MarthaNussbaum 認為當今高教迷失方向，她指出，若社會希望培養具同理心、樂做「世界公民」的大學畢業生，則必須扭轉大學教育現時傾斜於經濟生產力導向、而忽視自由與批判價值的趨勢。
（註2）
今天，人們以至各國政府過分重視大學的世界排名，但有關排名的評核方法卻無可避免存在方法學上的偏頗。例如，評估研究表現的，愈來愈偏重量化的論文引述指數，而非作較平衡的考量——即檢視研究對科學新發現及知識創新，以至對社會進步與人文精神啟迪等各方面有何貢獻。一些矚目的大學排名榜，重科技而輕人文，重量化指標（如研究產出量、獲獎項數目、來自業界收入等）而忽略較難量化的方面（如學生的學習體驗、學生的社會及全球意識培養、大學對國家世界的使命實踐等）。
已故加拿大Montreal 大學學者Bill Readings 曾提出當今大學「陷於廢墟」（in ruin）的看法（註3），因為其成就只以科技和功利主義的標準去衡量，而「文化」已不再視為大學之道的參照系（legitimating reference），偏離源自歐洲傳統的現代大學所建基的「理性」（reason）和「文化」（culture）。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曾說： 「就教學及科技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註 4）Schwartz 教授呼籲大學應向學生傳授「智慧」（wisdom），不只是傳授「知識」（knowledge）。那麼，何謂智慧？孔子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意思是，學之所重，乃培養崇高的道德品格，啟蒙社會萬民，並最終達至理想境界。無論東西方的早期大學傳統，均強調培養具知識與文化學養、有高尚操守和治國才略的領袖人才。
隨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加上社會日益重視人才資本，大學已被視為就業裝備之所。受市場力量牽引下，大學傾向開辦更多「職業培訓」式課程，尤其是能掙錢的專業學位。文史哲及一些社會科學學科面臨邊緣化，因為人們認為這個學科雖可拓闊思維卻不一定提升就業機會。「哲學」這一向為人所頌的「知識之父」，今天似淪為瀕危物種了。
應反思大學之道高等教育內涵
在香港，我們的大學也面臨上述兩難之局與挑戰：一方面力圖擴闊思維、拓展通識（這從新高中課程重視通識科、大學新四年制本科課程加強通識教育，可見一斑），但另一方面卻又身處功利文化的環境，不少學生往往對人文學科敬而遠之，為的是這些學科含「金」量少。社會上比較樂於回應醫學及其他硬科學的科研經費的訴求，私人捐獻也多；可是，若要社會明白培育兒童文學作家、學校教師或哲學家的價值，則往往困難得多。
在此香港銳意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之際，我們實應反思大學之道及高等教育的內涵與方向：究竟大學追求的應是哪樣子的卓越呢？
編按：內文註釋見下列網址：http://news.mingpao.com/20101201/faz1.htm
公共政策評析張炳良
改善貧富差距唯教育一途
信報財經新聞
P25 | 時事評論 | 專業眼 | By 郭榮鏗 2010-12-08
改善貧富差距唯教育一途
未來數年，香港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麼？主流意見均認為是社會的不公，特別是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它正在分化社群、危害政局穩定，長此下去，恐怕還會破壞整個社會秩序。
環顧全球，貧富懸殊無論於發達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棘手問題，歐美等國亦備受困擾。當倫敦的保守黨巿長Boris Johnson 警告，房屋津貼改革勢將令倫敦變得「窮人勿近」，我們就已知道，打擊貧富懸殊不再是左派的專利。
赫頓的新書Them and Us 指出，政府在制定金融、經濟等政策時忽視「公平」原則，以致種下金融危機的禍根；隨着高盛等投資銀行的花紅回歸海嘯前的水平，有關的爭論肯定會更加尖銳。
誠然，巨額收入是獎勵管理層的最佳辦法；但即使是銀行界泰斗J P Morgan，也曾規定旗下行政總裁的薪金不可超過最基層員工的二十倍。然而，時至今日，英國的薪酬差距是八十一倍，美國的更高達三百倍！
家庭收入差距劇增
香港呢？2009 年，最高收入的一成家庭，收入增長達一成，月入中位數為75, 000 港元；最低收入的一成家庭，過去連續六年收入無增長，2009 年月入中位數僅為3,000 港元，顯示最富有的一成家庭的收入，是最貧窮一成家庭的二十五倍。
沒多少人想過的是，貧富縣殊不但令窮人受苦，同時也為整體社會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因為當金融業蓬勃得單靠資產轉移就可以賺取暴利，大眾自然培養出「搵快錢」的心態，創新與增值不再受到重視，長遠而言，社會將會輸得更徹底。
美國前勞工部部長萊奇，很明白技能增值的重要性。其論點十分簡單，在全球一體化下，資金流動快，人力卻不盡然。投資取決於本地人才的技能與特質，而技能的定義其實很廣闊。看國家的科學水平，不是以多少個物理學博士來衡量，重點是學術與產品研發的關係；高科技工業的成功，不單取決於少數頂尖科學家，整體教學質素同樣重要。
香港技術層面之弱，已反覆討論了幾十年，就連新一代的人際溝通、獨立思考，亦常給其他國家比下去。要扭轉劣勢，出路大概只有普及教育；「普及」所指的，不只是學位，還應包括質素。但我們的政府有否為更平等的教育質素，負上更多的責任？
香港現今社會有太多精英小圈子，教育質素也因為經濟能力而變得參差。我們習慣相信人窮志不窮，但是香港仍是一個論功行賞的社會嗎？有才華，肯努力，是不是一定會有出頭天？整體氛圍，是對基層予以鼓勵，抑或加以排斥？
六七十年代，窮孩子尚可憑着一己努力，躋身精英學校；但今時今日，各式各樣封閉的精英教育，只有非富則貴的下一代才可攀附，沒有特權和財力的窮人，連在同一點上起跑的資格都沒有。
由於機會與資源不均等，年輕人對前途的期望持續低落，不思進取也就不足為奇。貧窮兒童相對富有兒童的社會流動性不斷下降，不少年輕人壓根兒不相信自己會成功，繼而自我放棄，這正是社會衰敗的徵兆。
英國改革帶來警示
其實貧富懸殊所害的，還有中產。他們高不成、低不就，沒有政府多大的幫助，也再不能享受父母輩那種機會與發展。面對貧富懸殊，我們要拯救窮人，但中產又必然對偏幫窮人的政策不滿。英國聯合政府最近連串改革，如取消兒童津貼等，對中產構成深遠影響，在推行時勢必遇到阻力。這對香港實在是很好的警示。
再者，貧富縣殊更會為民主制度帶來衝擊。前英國保守黨內閣成員Michael Po rtillo 曾經形容民主為「未經驗證的實驗」，未必能經得起由社會不公所帶來的災難性考驗，因為社會分化會令整個管治制度受質疑，甚至出現不理性的民粹主義。這個代價，我們又能承擔得起嗎？
要提高社會流動性，唯一出路，是改革教育制度。由原本培養小眾精英，轉化為給所有人提供機會，並盡力把參差的質素提升。這包括在所有社區興辦更好的學校、進一步提升職訓、擴大高等教育，以及完善終身學習的制度等。
每個人一生中應有多個完善自我的機會，普及教育，說的是機會，也是質素，而且還包括不同的層面和類型。
一個公平的教育制度，應該令擁有不同才華的人也能完善發揮自我，繼而貢獻社會。其實我們都知道長久以來的問題出在哪兒，但為什麼仍得不到改善？恐怕就是政府對教育缺乏承擔與魄力之故。
公共專業聯盟www.procommons.org.hk郭榮鏗
P25 | 時事評論 | 專業眼 | By 郭榮鏗 2010-12-08
改善貧富差距唯教育一途
未來數年，香港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麼？主流意見均認為是社會的不公，特別是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它正在分化社群、危害政局穩定，長此下去，恐怕還會破壞整個社會秩序。
環顧全球，貧富懸殊無論於發達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棘手問題，歐美等國亦備受困擾。當倫敦的保守黨巿長Boris Johnson 警告，房屋津貼改革勢將令倫敦變得「窮人勿近」，我們就已知道，打擊貧富懸殊不再是左派的專利。
赫頓的新書Them and Us 指出，政府在制定金融、經濟等政策時忽視「公平」原則，以致種下金融危機的禍根；隨着高盛等投資銀行的花紅回歸海嘯前的水平，有關的爭論肯定會更加尖銳。
誠然，巨額收入是獎勵管理層的最佳辦法；但即使是銀行界泰斗J P Morgan，也曾規定旗下行政總裁的薪金不可超過最基層員工的二十倍。然而，時至今日，英國的薪酬差距是八十一倍，美國的更高達三百倍！
家庭收入差距劇增
香港呢？2009 年，最高收入的一成家庭，收入增長達一成，月入中位數為75, 000 港元；最低收入的一成家庭，過去連續六年收入無增長，2009 年月入中位數僅為3,000 港元，顯示最富有的一成家庭的收入，是最貧窮一成家庭的二十五倍。
沒多少人想過的是，貧富縣殊不但令窮人受苦，同時也為整體社會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因為當金融業蓬勃得單靠資產轉移就可以賺取暴利，大眾自然培養出「搵快錢」的心態，創新與增值不再受到重視，長遠而言，社會將會輸得更徹底。
美國前勞工部部長萊奇，很明白技能增值的重要性。其論點十分簡單，在全球一體化下，資金流動快，人力卻不盡然。投資取決於本地人才的技能與特質，而技能的定義其實很廣闊。看國家的科學水平，不是以多少個物理學博士來衡量，重點是學術與產品研發的關係；高科技工業的成功，不單取決於少數頂尖科學家，整體教學質素同樣重要。
香港技術層面之弱，已反覆討論了幾十年，就連新一代的人際溝通、獨立思考，亦常給其他國家比下去。要扭轉劣勢，出路大概只有普及教育；「普及」所指的，不只是學位，還應包括質素。但我們的政府有否為更平等的教育質素，負上更多的責任？
香港現今社會有太多精英小圈子，教育質素也因為經濟能力而變得參差。我們習慣相信人窮志不窮，但是香港仍是一個論功行賞的社會嗎？有才華，肯努力，是不是一定會有出頭天？整體氛圍，是對基層予以鼓勵，抑或加以排斥？
六七十年代，窮孩子尚可憑着一己努力，躋身精英學校；但今時今日，各式各樣封閉的精英教育，只有非富則貴的下一代才可攀附，沒有特權和財力的窮人，連在同一點上起跑的資格都沒有。
由於機會與資源不均等，年輕人對前途的期望持續低落，不思進取也就不足為奇。貧窮兒童相對富有兒童的社會流動性不斷下降，不少年輕人壓根兒不相信自己會成功，繼而自我放棄，這正是社會衰敗的徵兆。
英國改革帶來警示
其實貧富懸殊所害的，還有中產。他們高不成、低不就，沒有政府多大的幫助，也再不能享受父母輩那種機會與發展。面對貧富懸殊，我們要拯救窮人，但中產又必然對偏幫窮人的政策不滿。英國聯合政府最近連串改革，如取消兒童津貼等，對中產構成深遠影響，在推行時勢必遇到阻力。這對香港實在是很好的警示。
再者，貧富縣殊更會為民主制度帶來衝擊。前英國保守黨內閣成員Michael Po rtillo 曾經形容民主為「未經驗證的實驗」，未必能經得起由社會不公所帶來的災難性考驗，因為社會分化會令整個管治制度受質疑，甚至出現不理性的民粹主義。這個代價，我們又能承擔得起嗎？
要提高社會流動性，唯一出路，是改革教育制度。由原本培養小眾精英，轉化為給所有人提供機會，並盡力把參差的質素提升。這包括在所有社區興辦更好的學校、進一步提升職訓、擴大高等教育，以及完善終身學習的制度等。
每個人一生中應有多個完善自我的機會，普及教育，說的是機會，也是質素，而且還包括不同的層面和類型。
一個公平的教育制度，應該令擁有不同才華的人也能完善發揮自我，繼而貢獻社會。其實我們都知道長久以來的問題出在哪兒，但為什麼仍得不到改善？恐怕就是政府對教育缺乏承擔與魄力之故。
公共專業聯盟www.procommons.org.hk郭榮鏗
普及高等教育陷兩難
信報財經新聞
P43 | 專家之言 | 商管啟示 | By 杜志挺 2010-12-09
普及高等教育陷兩難
政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提供適齡人口超過三成的青年有機會修讀自資或公帑資助學位課程。連同副學位學額，修讀本地專上課程的青少年可達六成半。這個建議下，政府將定調高等教育逐漸從原本的精英教育轉型成普及教育。
這個轉型並不意味着將有顯著的經費投入高等教育。根據施政報告，新增的經費不過10 億元，在原已佔政府整體經常開支超過五分之一的教育經費，只是增加非常小的一部分。
精英還是普及的大學教育不是資源多寡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相對於香港的精英教育，台灣是普及專上教育的極端。台灣在1991 年時共有大學21 家及獨立院校29 家，總共50 家。到了2009 年時有大學105 家，而獨立學院有44 家，總共是149 家。18 年間成長99 家，或是說增加了2 倍多。
知識型工種需求增
但是單看增加的學校數並不完全正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專上學校是屬於技術專科學校，實際上在1991 時有總共123家大專院校，到了2009 這個數字是164家。
意思就是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新設學校，其餘是由原來所謂專科學校改制成大學或獨立學院。
再從人數上來看，1991 年時每年共有約13 萬人從大專院校畢業，到2009 時每年有近32 萬人畢業，而且多數擁有大學或獨立院校的學士文憑。每年正在就讀大專院校的學生超過130 萬，在2300 萬總人口中佔相當大比例。
但普及教育真的較不好嗎？今天高知識含量的工種在這個知識型的社會愈來愈多，接受完大學教育可以稱得上是精英嗎？或是只是受過完整教育。一個現代化社會如果重視平等、民主、開放，必然需要大量受過完整教育的市民為基礎。
台灣有太多的大學是個事實，它沒有根據需求真正提供適度學額。解決的方法或增加需求或減少供給，簡單的說，就是關掉一些定位不清的學校並且允許更多的收生管道。從正面來看，這些接受過完整教育的大學生，提供了社會穩定而具競爭力的基礎。
有了對台灣教育較深入了解，我們再來看看香港。根據教統局公布的數字：20 09/10 所資助包含副學士、學士、研究院等全日制人數的為7.4 萬人；每年畢業人數的2.6 萬人。這個數字遠較台灣為低，以在學人數來看只有6%，以畢業人數看只有20%。這個人數所用的經費佔所有教育支出的22%，佔政府總支出4.5%。
如果香港想走普及的高等教育以增加在現今知識型社會中的競爭力，每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至少要再增加2 倍。那麼政府的支出會再增加將近一成。這意謂着或者加稅或者從其他原支出中挪用。如果這兩種方法都有難度，就只有在維持或是在極有限經費增加的幅度下重新配或增設所需政府補助較少的私立大學。
但不管如何，現有的大學資源勢必會被瓜分。要知道在國際或亞太區中香港有三所大學被評在百大之內是極其難得。除了大學的努力之外，有足夠的資源支持是最主要的原因。台灣因為過多的大學稀釋政府的支援，教授的薪水太低一向被人詬病。
以正教授來看，實際薪水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若考慮台北生活指數約是香港的一半計算，這個數字變成大約是七成，主要是因為香港房價及交通費高。這個比例尚不計入台灣教授的終身俸。近年台灣為了增加吸引力，提供「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劃」允許各大學實施彈薪制。其薪資將會更具競爭力。
但是因為體制關係，台灣並沒有辦法聘用大陸背景的學者。目前，香港教授的待遇與大陸相比仍具競爭力，因此仍可以留住學者，但這差距與國內一流大學相比正快速消失。總而言之，如果香港往普及教育傾斜，以致於減少了對目前大學的支持，將削減香港高等教育的競爭力。
稀釋資源削競爭力
一個社會到底要有多少比例的高中畢業生能升大學，是代表這個社會要具有什麼樣的特色。30%以內是個精英社會，70%就適合形成知識型社會。當社會只有少數人可以享受多數資源，自然就讓這些人有更多的栽培及機會。
其實以今天這種高知識含量的環境，大學畢業生能不能稱得上是個精英其實是大有疑問。如果每年只有少數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那麼香港是否可以轉型成知識型社會也是大有疑問。
但如果要發展普及型的高等教育，當資源無法大幅增加勢必減弱現有大學的國際競爭力。如何取得平衡，還需當權者深思。
杜志挺
P43 | 專家之言 | 商管啟示 | By 杜志挺 2010-12-09
普及高等教育陷兩難
政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提供適齡人口超過三成的青年有機會修讀自資或公帑資助學位課程。連同副學位學額，修讀本地專上課程的青少年可達六成半。這個建議下，政府將定調高等教育逐漸從原本的精英教育轉型成普及教育。
這個轉型並不意味着將有顯著的經費投入高等教育。根據施政報告，新增的經費不過10 億元，在原已佔政府整體經常開支超過五分之一的教育經費，只是增加非常小的一部分。
精英還是普及的大學教育不是資源多寡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相對於香港的精英教育，台灣是普及專上教育的極端。台灣在1991 年時共有大學21 家及獨立院校29 家，總共50 家。到了2009 年時有大學105 家，而獨立學院有44 家，總共是149 家。18 年間成長99 家，或是說增加了2 倍多。
知識型工種需求增
但是單看增加的學校數並不完全正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專上學校是屬於技術專科學校，實際上在1991 時有總共123家大專院校，到了2009 這個數字是164家。
意思就是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新設學校，其餘是由原來所謂專科學校改制成大學或獨立學院。
再從人數上來看，1991 年時每年共有約13 萬人從大專院校畢業，到2009 時每年有近32 萬人畢業，而且多數擁有大學或獨立院校的學士文憑。每年正在就讀大專院校的學生超過130 萬，在2300 萬總人口中佔相當大比例。
但普及教育真的較不好嗎？今天高知識含量的工種在這個知識型的社會愈來愈多，接受完大學教育可以稱得上是精英嗎？或是只是受過完整教育。一個現代化社會如果重視平等、民主、開放，必然需要大量受過完整教育的市民為基礎。
台灣有太多的大學是個事實，它沒有根據需求真正提供適度學額。解決的方法或增加需求或減少供給，簡單的說，就是關掉一些定位不清的學校並且允許更多的收生管道。從正面來看，這些接受過完整教育的大學生，提供了社會穩定而具競爭力的基礎。
有了對台灣教育較深入了解，我們再來看看香港。根據教統局公布的數字：20 09/10 所資助包含副學士、學士、研究院等全日制人數的為7.4 萬人；每年畢業人數的2.6 萬人。這個數字遠較台灣為低，以在學人數來看只有6%，以畢業人數看只有20%。這個人數所用的經費佔所有教育支出的22%，佔政府總支出4.5%。
如果香港想走普及的高等教育以增加在現今知識型社會中的競爭力，每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至少要再增加2 倍。那麼政府的支出會再增加將近一成。這意謂着或者加稅或者從其他原支出中挪用。如果這兩種方法都有難度，就只有在維持或是在極有限經費增加的幅度下重新配或增設所需政府補助較少的私立大學。
但不管如何，現有的大學資源勢必會被瓜分。要知道在國際或亞太區中香港有三所大學被評在百大之內是極其難得。除了大學的努力之外，有足夠的資源支持是最主要的原因。台灣因為過多的大學稀釋政府的支援，教授的薪水太低一向被人詬病。
以正教授來看，實際薪水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若考慮台北生活指數約是香港的一半計算，這個數字變成大約是七成，主要是因為香港房價及交通費高。這個比例尚不計入台灣教授的終身俸。近年台灣為了增加吸引力，提供「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劃」允許各大學實施彈薪制。其薪資將會更具競爭力。
但是因為體制關係，台灣並沒有辦法聘用大陸背景的學者。目前，香港教授的待遇與大陸相比仍具競爭力，因此仍可以留住學者，但這差距與國內一流大學相比正快速消失。總而言之，如果香港往普及教育傾斜，以致於減少了對目前大學的支持，將削減香港高等教育的競爭力。
稀釋資源削競爭力
一個社會到底要有多少比例的高中畢業生能升大學，是代表這個社會要具有什麼樣的特色。30%以內是個精英社會，70%就適合形成知識型社會。當社會只有少數人可以享受多數資源，自然就讓這些人有更多的栽培及機會。
其實以今天這種高知識含量的環境，大學畢業生能不能稱得上是個精英其實是大有疑問。如果每年只有少數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那麼香港是否可以轉型成知識型社會也是大有疑問。
但如果要發展普及型的高等教育，當資源無法大幅增加勢必減弱現有大學的國際競爭力。如何取得平衡，還需當權者深思。
杜志挺
如刀集：民主的代價
太陽報
A54 | 太陽虹 | 如刀集 | By 徐傑昌 2010-12-10
如刀集：民主的代價
台灣民主化後，大學教育極速普及，幾年間，大學由十來間遽增至百多間，讀大學像讀中小學一樣成了公民權利，不單對大學抱着精英搖籃觀念的老一代看不慣，就是身處其中的年輕人也得有段適應過程。
入讀大學的比率可達百分百，聽起來很幸福，但中學生畢業，起碼面對兩重壓力：其一，是朋儕問題，當同儕都接受高等教育，上不了大學倒成了異類，為了面子，這大學再苦也要讀；其二，當人人都上大學時，沒有大學資歷的人確有出路問題，唯恐只能終身從事低學歷工作，如端盤打雜，從前靠勤奮工作也有出頭天的例子更難發生。更甚者，是經濟不景，讓很多學生的家庭真有經濟壓力，大學生就算不能補貼家計，也不想成為家庭的經濟負擔。
但是，大學愈多便愈收生不足，要經營下去，學費只好愈來愈貴，學費愈貴則學生愈要打工，變成工讀生向就業市場搶飯碗，不單失業率無法回落，就連新台幣九十五元的最低時薪也無法落實執行。追根溯源，政府根本無力一下子完全負擔大學普及帶來的成本。不管是大學生打工，還是在職青年兼讀大學，台灣青年正在為他們的民主化、大學普及付出代價。
大學普及這等事情，如果換在香港，帶頭反對的除了是只相信精英管治的政府，大抵教育界也不會贊成，最大理由是擔心大學生整體質素下降。說穿了，其實等於說教育界也是精英。香港很多精英口說爭民主，究其實是懼怕正在享受的精英權利被普及了。
A54 | 太陽虹 | 如刀集 | By 徐傑昌 2010-12-10
如刀集：民主的代價
台灣民主化後，大學教育極速普及，幾年間，大學由十來間遽增至百多間，讀大學像讀中小學一樣成了公民權利，不單對大學抱着精英搖籃觀念的老一代看不慣，就是身處其中的年輕人也得有段適應過程。
入讀大學的比率可達百分百，聽起來很幸福，但中學生畢業，起碼面對兩重壓力：其一，是朋儕問題，當同儕都接受高等教育，上不了大學倒成了異類，為了面子，這大學再苦也要讀；其二，當人人都上大學時，沒有大學資歷的人確有出路問題，唯恐只能終身從事低學歷工作，如端盤打雜，從前靠勤奮工作也有出頭天的例子更難發生。更甚者，是經濟不景，讓很多學生的家庭真有經濟壓力，大學生就算不能補貼家計，也不想成為家庭的經濟負擔。
但是，大學愈多便愈收生不足，要經營下去，學費只好愈來愈貴，學費愈貴則學生愈要打工，變成工讀生向就業市場搶飯碗，不單失業率無法回落，就連新台幣九十五元的最低時薪也無法落實執行。追根溯源，政府根本無力一下子完全負擔大學普及帶來的成本。不管是大學生打工，還是在職青年兼讀大學，台灣青年正在為他們的民主化、大學普及付出代價。
大學普及這等事情，如果換在香港，帶頭反對的除了是只相信精英管治的政府，大抵教育界也不會贊成，最大理由是擔心大學生整體質素下降。說穿了，其實等於說教育界也是精英。香港很多精英口說爭民主，究其實是懼怕正在享受的精英權利被普及了。
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直資風波說短長
明報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95,578) 2010-12-11
A25 | 觀點 | By 吳康民 標示關鍵字
最近，由於審計署挑出香港直接資助學校的若干毛病，引起軒然大波，多日成為港聞頭條，口誅筆伐者甚於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私立牟利被稱為學店的英文書院，並且矛頭還針對教育局。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作為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當今仍名義上主管兩家直資學校的筆者，有必要加以回顧和評議。
港英當局歧視愛國學校
1991 年，當局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建議推行直接資助計劃，規定符合標準的不牟利私立中學可以申請。其資助額是按學校自行取錄學生人數，給予香港津貼中學平均每個學生經費額加以資助。總的來說，資助經費以整家學校來說，較官津學校為少。
當年9 月，有9 家學校獲准參加這個計劃，其中絕大部分是傳統的愛國學校。所以有說這是為愛國學校「度身定做」的資助計劃。
當局在1978 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即使私立牟利中學，也獲當局「買位」（即按收生學位津貼經費）。我們愛國學校屢次向教育當局申請津貼，並願遵照津貼學校有關條例辦學，未被接受。後來退而求其次，要求「買位」，同樣被拒。在全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以後，港英當局單獨拒絕資助教育香港納稅人子弟、讓他們同樣享有九年義務教育權利的愛國學校，只因政治原因，實在說不過去。
直資計劃的由來
後來中英開始進行香港前途談判，達成協議有望。筆者曾向當年擔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李鵬飛、譚惠珠、范徐麗泰等，對當局歧視為本港基礎教育作出貢獻的愛國學校，表達不滿，希望他們能仗義執言。
中英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回歸的大局已定。被稱為「橋王」的當年教育署長李越挺，訂出這個「直接資助計劃」。也許就是因應當年香港終將回歸的政治局勢，也許是當年港英當局審時度勢，的確有對愛國學校「網開一面」的意圖。以前因後果來說，這個計劃的確是在與愛國學校互動後而設立的。
直到回歸前夕，直資學校仍然局限於大部分是愛國學校。
傳統名校見獵心喜
實施直接資助計劃的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也曾提過「政府支持程度，視於學校的學生人數，也即學校能否吸引家長而定」。
說到最吸引家長的學校，當然是香港的傳統名校，它們都在官津學校之列。這些學校雖然受到政府的種種照顧，但在收生和財政管理等等，同樣受到一定限制。這些不愁學生來源的名校，自然對直資計劃享受的自由度頗為嚮往。特別是可以收取高額學費以增加學校財源，自行招生可以收取更高質量的學生。於是對參加直資計劃，躍躍欲試。
回歸後，1998 年政府檢討私校政策，提出要讓私立學校發展「更具活力及多元化，並讓家長有更多選擇」。於是建議新建校舍，撥給直資學校，並對直資學校計劃作出檢討和修訂，以「促進優質直資學校的發展」。
於是，出現了不少傳統名校由津貼改為直資的潮流。現時77 家直資學校，愛國學校從絕對多數變成只佔10%，而傳統名校卻近20 家，其中大部分由津貼學校轉來。
有的指摘言過其實
審計署揭露的直資學校的弊病，大部分都在錢財方面，但卻不能說是貪腐。因為貪腐該是刑事案件。主要指摘的是某些學校有盈餘還要大幅增加學費、把存款進行投資、發出助學金較預計的為少等等。
其實這些指摘有些言過其實。說有盈餘仍要增加學費，增收學費是要教育局批准假的，何罪之有？政府預算也有原有赤字而變成盈餘多多，人們只會讚揚財政司理財有術，立法會議員會責備他嗎？至於助學金發放不足，原因是這些學校的家長們大部分是中產以上，因而少人申請。難道應該為用盡金額而胡亂派放嗎？
有則改過，無則加勉
審計署原本也只是指出直資學校存在若干不足之處，並無一棍子打死的意思。但在煽情報道風行之際，直資學校變成「十惡不赦」。而教育當局也沒有實事求是的說句公道話，竟辯稱沒有「牙力」！直資學校許多方面都歸教育當局監管，請示報告，公文來往如毛，筆者雖然因年邁不管實事，但也為報告文件簽名簽到手軟。直資學校被賦予的靈活性，不能說是離經叛道，許多事要請示批准又不能說是自把自為。有缺點應該改正，審計署的批評是有益的。有則改過，無則加勉。但把直資學校打成「落水狗」，實也非教育界之福。電郵：hmng@puikiu.edu.hk
A25 | 觀點 | By 吳康民 標示關鍵字
最近，由於審計署挑出香港直接資助學校的若干毛病，引起軒然大波，多日成為港聞頭條，口誅筆伐者甚於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私立牟利被稱為學店的英文書院，並且矛頭還針對教育局。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作為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當今仍名義上主管兩家直資學校的筆者，有必要加以回顧和評議。
港英當局歧視愛國學校
1991 年，當局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建議推行直接資助計劃，規定符合標準的不牟利私立中學可以申請。其資助額是按學校自行取錄學生人數，給予香港津貼中學平均每個學生經費額加以資助。總的來說，資助經費以整家學校來說，較官津學校為少。
當年9 月，有9 家學校獲准參加這個計劃，其中絕大部分是傳統的愛國學校。所以有說這是為愛國學校「度身定做」的資助計劃。
當局在1978 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即使私立牟利中學，也獲當局「買位」（即按收生學位津貼經費）。我們愛國學校屢次向教育當局申請津貼，並願遵照津貼學校有關條例辦學，未被接受。後來退而求其次，要求「買位」，同樣被拒。在全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以後，港英當局單獨拒絕資助教育香港納稅人子弟、讓他們同樣享有九年義務教育權利的愛國學校，只因政治原因，實在說不過去。
直資計劃的由來
後來中英開始進行香港前途談判，達成協議有望。筆者曾向當年擔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李鵬飛、譚惠珠、范徐麗泰等，對當局歧視為本港基礎教育作出貢獻的愛國學校，表達不滿，希望他們能仗義執言。
中英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回歸的大局已定。被稱為「橋王」的當年教育署長李越挺，訂出這個「直接資助計劃」。也許就是因應當年香港終將回歸的政治局勢，也許是當年港英當局審時度勢，的確有對愛國學校「網開一面」的意圖。以前因後果來說，這個計劃的確是在與愛國學校互動後而設立的。
直到回歸前夕，直資學校仍然局限於大部分是愛國學校。
傳統名校見獵心喜
實施直接資助計劃的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也曾提過「政府支持程度，視於學校的學生人數，也即學校能否吸引家長而定」。
說到最吸引家長的學校，當然是香港的傳統名校，它們都在官津學校之列。這些學校雖然受到政府的種種照顧，但在收生和財政管理等等，同樣受到一定限制。這些不愁學生來源的名校，自然對直資計劃享受的自由度頗為嚮往。特別是可以收取高額學費以增加學校財源，自行招生可以收取更高質量的學生。於是對參加直資計劃，躍躍欲試。
回歸後，1998 年政府檢討私校政策，提出要讓私立學校發展「更具活力及多元化，並讓家長有更多選擇」。於是建議新建校舍，撥給直資學校，並對直資學校計劃作出檢討和修訂，以「促進優質直資學校的發展」。
於是，出現了不少傳統名校由津貼改為直資的潮流。現時77 家直資學校，愛國學校從絕對多數變成只佔10%，而傳統名校卻近20 家，其中大部分由津貼學校轉來。
有的指摘言過其實
審計署揭露的直資學校的弊病，大部分都在錢財方面，但卻不能說是貪腐。因為貪腐該是刑事案件。主要指摘的是某些學校有盈餘還要大幅增加學費、把存款進行投資、發出助學金較預計的為少等等。
其實這些指摘有些言過其實。說有盈餘仍要增加學費，增收學費是要教育局批准假的，何罪之有？政府預算也有原有赤字而變成盈餘多多，人們只會讚揚財政司理財有術，立法會議員會責備他嗎？至於助學金發放不足，原因是這些學校的家長們大部分是中產以上，因而少人申請。難道應該為用盡金額而胡亂派放嗎？
有則改過，無則加勉
審計署原本也只是指出直資學校存在若干不足之處，並無一棍子打死的意思。但在煽情報道風行之際，直資學校變成「十惡不赦」。而教育當局也沒有實事求是的說句公道話，竟辯稱沒有「牙力」！直資學校許多方面都歸教育當局監管，請示報告，公文來往如毛，筆者雖然因年邁不管實事，但也為報告文件簽名簽到手軟。直資學校被賦予的靈活性，不能說是離經叛道，許多事要請示批准又不能說是自把自為。有缺點應該改正，審計署的批評是有益的。有則改過，無則加勉。但把直資學校打成「落水狗」，實也非教育界之福。電郵：hmng@puikiu.edu.hk
趙耀華﹕中小學教育中的市場競爭 ——教育的供求與囚徒困境
2010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直資學校的增多本來被視為過去10多年香港教育方面的成就，它代表了學校之間有更多的競爭和家長有更多的選擇。但是，最近香港有不少關於直資學校的負面新聞，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應該如何看待中小學教育中的市場競爭問題。以下是筆者以對話形式所做的反思。
教育不是一般商品
甲：教育和一般商品有何不同？市場競爭有什麼不好？
乙：簡單而言，教育有看得到的部分和看不到的部分。前者包括語文、數學、科學等教育，可以通過考試之類的方式去衡量；後者主要指人格方面的栽培，如誠實、刻苦、忍耐、節儉等等我們認為是美德的東西，其栽培的成果是很難予以衡量的。不是每個家長都重視後者，那些重視後者的家長也極難辨別學校在這方面的努力；因此，學校之間的自由競爭有利於偏重可觀測部分的學校，不利於均衡並重的學校。
甲：把看不到的部分變成看得到的，那不就解決問題了？
乙：這實行起來很困難。以誠實為例子，誠實是什麼？當你肯定欺騙不會被發現而不去欺騙，那叫做誠實；當你知道有被發現的可能而不去欺騙，卻是精心的計算，不是真正的誠實。當我們努力去測量學生的誠實程度，給他們打分，這本身就製造了不良的誘因，反而干擾了培養的目標本身。
競爭提前化
甲：你說得也有道理。其實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可以歸類為你所說的看不到的部分。現在很流行的通識教育就是要栽培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乙：獨立思考歸根到柢就是對事物的好奇心，並不是靠開一個科目就能夠培養出來的。小孩子好奇心太大了，只要中小學校不用各種辦法扼殺，他們長大了一定很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人問宋朝大詩人陸游，怎樣才能寫出好詩歌，他的回答是「工夫在詩外」，原來做好詩歌的要領不在學好詩歌。獨立思考也一樣，要培養獨立思考就不要刻意去培養獨立思考，弄不好反而變成第二種填鴨式教育。
甲：我有個疑惑想向你請教。為了取得長大後的競爭優勢而在學生階段出現的競爭，已經提前到小學，甚至是學前教育了。我一個好朋友有個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孩子，她的學校很強調高級思維，今年開始常識科已經幾乎不用教科書了，整天在做project和工作紙，什麼鴉片戰爭啊、釣魚台撞船事件啊，現在則在獨立完成一個關於如何降低能源浪費的建議書，等等。
乙：「競爭提前化」的現象同家長對子女的期望提高固然有莫大的關係，但是，它的出現還同適齡學童數目的減少，以及由此產生的在中小學學位供過於求有關。
「做多D№」
甲：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根據簡單經濟學分析，在學位供過於求的情下，買方（即學生）佔有優勢；而且學生少學位多的情愈嚴重，這種優勢就愈大。照理，小學生的生活應該很愜意才是，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乙：在學生少學位多的情下，學校的確處於不利的地位；收不到足夠學生的學校甚至難逃關門大吉的命運。但恰恰是這個原因導致了小學生日子不好過。如果沒有這些壓力，學校本可以以平常心來辦教育；但有了這些壓力，學校便要想出辦法來招徠學生（更準確說，應該是家長）——前面所言的學校過度發展看得到部分的情會更為嚴重——如更多的工作紙，更「靈活」的教學方法，更長的每天留校時間，等等（簡言之，就是「做多D№」）。結果學生因此變得忙得不可開交，作業好像不那麼死板了，很多樣性了，負擔卻有增無減。
囚徒的困境
甲：家長可以用腳投票而不用，那麼事情並不是那麼壞，是不是我們旁觀者庸人自擾？
乙：我不同意，原因有三。第一，家長利益和學生利益是不同的，加在學生身上的負擔家長只能間接感受到。第二，教育是很專業的東西，學校老師是專家，他們願意多做一些事情，家長儘管覺得太多也是很難拒絕的。第三，家長之間（或學生之間）其實面對覑一個「囚徒的困境」。
甲：什麼是「囚徒的困境」？
乙：兩個疑犯被隔離審判，要分別做出認罪的決定。如果都認罪，雙方都得坐牢10年；如果都不認罪，只能以較輕的刑罰治罪，雙方坐牢1年。一方認罪另一方不認罪的話，前者成為控方證人，無罪釋放，後者加重刑罰到20年。不難看到，在這個情下，每人都會選擇認罪，原因如下。如果對方認罪，自己認罪則關 10年，不認罪則關20年；如果對方不認罪，自己認罪則無罪釋放，不認罪則關1年。因此，不論對方認不認罪，自己認罪都是上策。這樣一來，他們都得坐牢 10年。但是，從兩人的整體利益出發，最好是雙方都不認罪，每人只坐1年牢而已。囚徒的困境其實是個隱喻，指出在特定情下，每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時，社會的整體利益不但沒有最大化，甚至可以出現很糟糕的情。
學校要阻止囚徒困境的發生
甲：我明白了。在望子成龍的問題上，家長其實是面對覑一個囚徒的困境。他們知道過多的作業和壓力對孩子是不好的，所以如果大家都不接受這種教育那是最好不過的安排；但是，當自家孩子接受的話，那便有競爭優勢了。因此，當「做多D№」的學校出現，家長往往都不得不接受，即使不是主動投懷送抱的話。
乙：正是如此。教育是任重道遠的工作。學生面對的壓力和競爭是太多而不是太少。學校應該起到保護他們免受壓力和競爭的堡壘的作用，要做到這一點，學校的辦學權利要受到保障，老師也要有職業的保障。當學校沒有生存的壓力時，就不會「做多D№」，囚徒困境的程度得以減輕。相反，在學位供過於求的情下，學校反而會主動迎合家長，保護學生免受壓力和競爭的城堡由此瓦解。
甲：根據這個思路，要減輕由於未來幾年適齡學生人數會進一步減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減少各間學校的收生人數，政府最近推出的自願縮班計劃是對症下藥的處方。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明報專訊】直資學校的增多本來被視為過去10多年香港教育方面的成就，它代表了學校之間有更多的競爭和家長有更多的選擇。但是，最近香港有不少關於直資學校的負面新聞，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應該如何看待中小學教育中的市場競爭問題。以下是筆者以對話形式所做的反思。
教育不是一般商品
甲：教育和一般商品有何不同？市場競爭有什麼不好？
乙：簡單而言，教育有看得到的部分和看不到的部分。前者包括語文、數學、科學等教育，可以通過考試之類的方式去衡量；後者主要指人格方面的栽培，如誠實、刻苦、忍耐、節儉等等我們認為是美德的東西，其栽培的成果是很難予以衡量的。不是每個家長都重視後者，那些重視後者的家長也極難辨別學校在這方面的努力；因此，學校之間的自由競爭有利於偏重可觀測部分的學校，不利於均衡並重的學校。
甲：把看不到的部分變成看得到的，那不就解決問題了？
乙：這實行起來很困難。以誠實為例子，誠實是什麼？當你肯定欺騙不會被發現而不去欺騙，那叫做誠實；當你知道有被發現的可能而不去欺騙，卻是精心的計算，不是真正的誠實。當我們努力去測量學生的誠實程度，給他們打分，這本身就製造了不良的誘因，反而干擾了培養的目標本身。
競爭提前化
甲：你說得也有道理。其實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可以歸類為你所說的看不到的部分。現在很流行的通識教育就是要栽培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乙：獨立思考歸根到柢就是對事物的好奇心，並不是靠開一個科目就能夠培養出來的。小孩子好奇心太大了，只要中小學校不用各種辦法扼殺，他們長大了一定很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人問宋朝大詩人陸游，怎樣才能寫出好詩歌，他的回答是「工夫在詩外」，原來做好詩歌的要領不在學好詩歌。獨立思考也一樣，要培養獨立思考就不要刻意去培養獨立思考，弄不好反而變成第二種填鴨式教育。
甲：我有個疑惑想向你請教。為了取得長大後的競爭優勢而在學生階段出現的競爭，已經提前到小學，甚至是學前教育了。我一個好朋友有個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孩子，她的學校很強調高級思維，今年開始常識科已經幾乎不用教科書了，整天在做project和工作紙，什麼鴉片戰爭啊、釣魚台撞船事件啊，現在則在獨立完成一個關於如何降低能源浪費的建議書，等等。
乙：「競爭提前化」的現象同家長對子女的期望提高固然有莫大的關係，但是，它的出現還同適齡學童數目的減少，以及由此產生的在中小學學位供過於求有關。
「做多D№」
甲：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根據簡單經濟學分析，在學位供過於求的情下，買方（即學生）佔有優勢；而且學生少學位多的情愈嚴重，這種優勢就愈大。照理，小學生的生活應該很愜意才是，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乙：在學生少學位多的情下，學校的確處於不利的地位；收不到足夠學生的學校甚至難逃關門大吉的命運。但恰恰是這個原因導致了小學生日子不好過。如果沒有這些壓力，學校本可以以平常心來辦教育；但有了這些壓力，學校便要想出辦法來招徠學生（更準確說，應該是家長）——前面所言的學校過度發展看得到部分的情會更為嚴重——如更多的工作紙，更「靈活」的教學方法，更長的每天留校時間，等等（簡言之，就是「做多D№」）。結果學生因此變得忙得不可開交，作業好像不那麼死板了，很多樣性了，負擔卻有增無減。
囚徒的困境
甲：家長可以用腳投票而不用，那麼事情並不是那麼壞，是不是我們旁觀者庸人自擾？
乙：我不同意，原因有三。第一，家長利益和學生利益是不同的，加在學生身上的負擔家長只能間接感受到。第二，教育是很專業的東西，學校老師是專家，他們願意多做一些事情，家長儘管覺得太多也是很難拒絕的。第三，家長之間（或學生之間）其實面對覑一個「囚徒的困境」。
甲：什麼是「囚徒的困境」？
乙：兩個疑犯被隔離審判，要分別做出認罪的決定。如果都認罪，雙方都得坐牢10年；如果都不認罪，只能以較輕的刑罰治罪，雙方坐牢1年。一方認罪另一方不認罪的話，前者成為控方證人，無罪釋放，後者加重刑罰到20年。不難看到，在這個情下，每人都會選擇認罪，原因如下。如果對方認罪，自己認罪則關 10年，不認罪則關20年；如果對方不認罪，自己認罪則無罪釋放，不認罪則關1年。因此，不論對方認不認罪，自己認罪都是上策。這樣一來，他們都得坐牢 10年。但是，從兩人的整體利益出發，最好是雙方都不認罪，每人只坐1年牢而已。囚徒的困境其實是個隱喻，指出在特定情下，每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時，社會的整體利益不但沒有最大化，甚至可以出現很糟糕的情。
學校要阻止囚徒困境的發生
甲：我明白了。在望子成龍的問題上，家長其實是面對覑一個囚徒的困境。他們知道過多的作業和壓力對孩子是不好的，所以如果大家都不接受這種教育那是最好不過的安排；但是，當自家孩子接受的話，那便有競爭優勢了。因此，當「做多D№」的學校出現，家長往往都不得不接受，即使不是主動投懷送抱的話。
乙：正是如此。教育是任重道遠的工作。學生面對的壓力和競爭是太多而不是太少。學校應該起到保護他們免受壓力和競爭的堡壘的作用，要做到這一點，學校的辦學權利要受到保障，老師也要有職業的保障。當學校沒有生存的壓力時，就不會「做多D№」，囚徒困境的程度得以減輕。相反，在學位供過於求的情下，學校反而會主動迎合家長，保護學生免受壓力和競爭的城堡由此瓦解。
甲：根據這個思路，要減輕由於未來幾年適齡學生人數會進一步減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減少各間學校的收生人數，政府最近推出的自願縮班計劃是對症下藥的處方。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2010年12月3日 星期五
「中學等級」遺害深遠
明報
F04 | 論壇 | 專欄名稱不全 | By 作者名稱不全 1999-06-05
「中學等級」遺害深遠 戚本盛
只有學生的等級﹐沒有學校的等級。可惜﹐社會上﹐甚至教師之間﹐也分不清這個區別﹐於是產生種種的誤會和遺害。
所謂等級（ｂａｎｄｉｎｇ）﹐是現行中學學位分配系統中的核心概念。中學學位分配﹐採用沿用至今的分配系統﹕計算學生在小五下學期至小六上﹑下學期三次校內考試的成績﹐以之排列校內名次。每年十二月舉行學業能力測驗﹐各分區學校網內的學生會按調整後的成績給定一個派位組別（即俗稱「等級」）﹐每個等級的學生人數﹐各佔該網內的總人數的五分一。最後教署用電腦根據學生的等級和家長意願優次分派中學學位。
分級不反映教學效能
其實﹐所謂等級﹐是小六學生在該年升中學位分配﹑所屬學校網中排列的位置﹐是學生的﹐既非原就讀的小學的﹐也不是即將升讀的中學的。理論上﹐中學是沒有等級之分的。實際上可這樣理解﹕學校的等級就是該年升中學生的總等級﹐例如一所學校取錄了一半第三級學生﹐一半第四級學生﹐平均等級三點五﹐則可統稱這所學校為三點五級。
「升ｂａｎｄ」成學校宗旨
由此可見﹐中學的所謂分級﹐其實只反映了學校的收生質素而非學校本身的教學效能﹐然而﹐因為「ｂａｎｄ１學校就是好學校」的誤傳﹐或者「擇天下英才而教」等有違普及教育精神的思想﹐於是促使不少中學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所謂等級升降之上﹐不少校長﹑教師﹐甚至以「升ｂａｎｄ」或「不跌ｂａｎｄ」為工作宗旨。
真正的教學﹐是教好現在的學生﹐但「升ｂａｎｄ」﹐則是要務求取錄較高等級的未來學生。宣傳﹐於是便成為不少中學的主要工作。
約十年前的宣傳﹐是把學生升讀大學及中學會考的成績張貼於校門﹐這還算某程度（但仍未完全準確地）反映了學校的教學水平﹐可是﹐對一些學校來說﹐要搞好這點﹐既長遠又沒有十足把握。只爭朝夕﹐宣傳重點便改用其他方法吸引學生﹐例如派教師到小學家長大會上鼓其如簧之舌﹐或值開放日﹑升中體驗班等名目請學生到學校一遊﹐希望先入為主的關係吸引小六學生。
改正分級謬誤才能治本
宣傳愈多愈勁﹐家長選擇的機會也愈大﹐而學額又固定﹐僧多粥少﹐家長選擇便蛻變為學校揀客。圍繞「升ｂａｎｄ」的宣傳﹐就是「不務教學之正業﹐做盡揀客之能事」。
學校竟然走上這條歪路的因素很多﹐中學分級之謬誤即為其中之一。對此﹐有人建議取消分級﹐升中採用隨機派位或直屬中學制度。有人建議減少級別﹐減少分級的標籤效應﹐減少「升ｂａｎｄ」的誘因。這些建議各有利弊﹐要治本﹐務須改正「以收生質素來評定一間學校的工作」的謬誤﹔要治標﹐則取消等級或最低限度是減少等級﹐才可紓緩等級的遺害。
F04 | 論壇 | 專欄名稱不全 | By 作者名稱不全 1999-06-05
「中學等級」遺害深遠 戚本盛
只有學生的等級﹐沒有學校的等級。可惜﹐社會上﹐甚至教師之間﹐也分不清這個區別﹐於是產生種種的誤會和遺害。
所謂等級（ｂａｎｄｉｎｇ）﹐是現行中學學位分配系統中的核心概念。中學學位分配﹐採用沿用至今的分配系統﹕計算學生在小五下學期至小六上﹑下學期三次校內考試的成績﹐以之排列校內名次。每年十二月舉行學業能力測驗﹐各分區學校網內的學生會按調整後的成績給定一個派位組別（即俗稱「等級」）﹐每個等級的學生人數﹐各佔該網內的總人數的五分一。最後教署用電腦根據學生的等級和家長意願優次分派中學學位。
分級不反映教學效能
其實﹐所謂等級﹐是小六學生在該年升中學位分配﹑所屬學校網中排列的位置﹐是學生的﹐既非原就讀的小學的﹐也不是即將升讀的中學的。理論上﹐中學是沒有等級之分的。實際上可這樣理解﹕學校的等級就是該年升中學生的總等級﹐例如一所學校取錄了一半第三級學生﹐一半第四級學生﹐平均等級三點五﹐則可統稱這所學校為三點五級。
「升ｂａｎｄ」成學校宗旨
由此可見﹐中學的所謂分級﹐其實只反映了學校的收生質素而非學校本身的教學效能﹐然而﹐因為「ｂａｎｄ１學校就是好學校」的誤傳﹐或者「擇天下英才而教」等有違普及教育精神的思想﹐於是促使不少中學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所謂等級升降之上﹐不少校長﹑教師﹐甚至以「升ｂａｎｄ」或「不跌ｂａｎｄ」為工作宗旨。
真正的教學﹐是教好現在的學生﹐但「升ｂａｎｄ」﹐則是要務求取錄較高等級的未來學生。宣傳﹐於是便成為不少中學的主要工作。
約十年前的宣傳﹐是把學生升讀大學及中學會考的成績張貼於校門﹐這還算某程度（但仍未完全準確地）反映了學校的教學水平﹐可是﹐對一些學校來說﹐要搞好這點﹐既長遠又沒有十足把握。只爭朝夕﹐宣傳重點便改用其他方法吸引學生﹐例如派教師到小學家長大會上鼓其如簧之舌﹐或值開放日﹑升中體驗班等名目請學生到學校一遊﹐希望先入為主的關係吸引小六學生。
改正分級謬誤才能治本
宣傳愈多愈勁﹐家長選擇的機會也愈大﹐而學額又固定﹐僧多粥少﹐家長選擇便蛻變為學校揀客。圍繞「升ｂａｎｄ」的宣傳﹐就是「不務教學之正業﹐做盡揀客之能事」。
學校竟然走上這條歪路的因素很多﹐中學分級之謬誤即為其中之一。對此﹐有人建議取消分級﹐升中採用隨機派位或直屬中學制度。有人建議減少級別﹐減少分級的標籤效應﹐減少「升ｂａｎｄ」的誘因。這些建議各有利弊﹐要治本﹐務須改正「以收生質素來評定一間學校的工作」的謬誤﹔要治標﹐則取消等級或最低限度是減少等級﹐才可紓緩等級的遺害。
為什麽派位會出問題？
信報財經新聞
P07 | 新聞-中國消息/中港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01-07-21
升中派位從來就是一個社會焦點。以往有升中學能測驗，主宰了學生小學最後兩年的生活。還有學生按能力分五組，既把學生分了等，又由他們的過去決定了他們的將來，標籤了學生，也間接標籤了學校，傳媒街坊甚至直接把學校稱為第五組學校，第一組學校。
現在取消了學能測驗，五組併為三組，家長又出現了新的憂慮，因為遊戲規則似乎變了，不知對自己的子女是禍是福。學校也在摸索，人知道能否適應，都說：「五組變三組，學生能力一定更加參差了！」負責派位的部門也不好過，遊戲規則變了，許多現行辦法（例如教學語言），都受到挑戰等等。
派位是人為的關卡
今年，由於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投訴和法庭的裁決，又出現了男女生差異的問題，家長們都戰戰兢兢，看自己的子女是否受到不公平待遇。
千絲萬縷、盤根錯節，值得這個時候從更高的角度，俯視這個纏擾了香港人二十三年的措施，讓我們自己的腦袋清醒一下。分析下來即使一時無法徹底解決，也起碼可以知道問題所在，尋求長遠的解決方向。
首先，派位不是每一個社會都有的。小學升中學，是一個人為的制度上的關卡。有些制度沒有這個關卡，因為他們中小學之間沒有分開。歐洲一些國家是十年、十二年一貫制，學生就在同一學校中學習十年、十二年，這也就是現在所謂「一條龍」的概念。
漸成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制度，在小學升中學，基本上是篩選過程，有點像香港以往的「升中試」（一九七八年取消），優勝劣敗，終點見分曉，落第的就沒得升學，或者落難到蹩腳的學校，算是「活該」。
更多的情形是一個學區很小，或則是小城鎮、或則是細分的城區；每個學區的人口不多，學校也不多，當地人也習慣於在本學區上學，即「就近入學」，也不存在派位問題。
香港在五十年代，有小學會考，學生拿著會考成績找學校。六十年代開始有升中試，全港小學生按中、英、數成績排一條長龍，按志願派位。於是最好的學生一定給派到最好的學校；而最好的學校也收到全港最好的學生。
一九八七年取消升中試，分學區，學生分五組，按志願。從方法來說，空前絕後，當時設計此辦法的李越挺先生，真正是「扭計師爺」，把傳統的著重學生成績，與西方當時流行的校內評核、家長志願、學校分區、學校種類分布、公平競爭，通通融於一爐，再加上使用電腦，使辦法更顯得科學化。其結果，是學生的分布均勻了：最好的學校，只能收到本區頭二十個百分點的學生。升中派位辦法最大的功績，是去掉了社會已無法接受的升中試。但是，卻加固了派位的概念。派位，漸漸變成香港社會的一種文化；人們已經不再質疑這是不是最好的方向，也不再看看其他社會為什麽不這樣做。換句話說，陷入了盲目性，或者像其他問題一樣，盲目地認為「香港一樣」！
第二，派位問題出現的種種爭論，家長、學生的憂慮，其中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學校差異大。學校不同，成績校風等，種種家長關心的方面，一個區內差異很大。派到「好」的學校與派到「差」的學校，對子女的前途，可以是天大的差別，或者認為是天大的差別。這裏有兩個因素：（一）由於派位的分組，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收生等級決定學校等級；甚至學校也以為收生等級決定學校成就，社會上，學校內，瀰漫著一種「收生宿命論」；（二）與這種收生宿命論流行的同時，學生也因派位組別而產生了「能力宿命論」，「一時ＢＡＮＤ５，一生ＢＡＮＤ５」，總的結果是，學校而言，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收生，而不對學生入學後的努力寄以很大希望；家長學生而言，把前景押在學校上面，不再認不論在什麽學校，學生還有很大的努力餘地。
有能力的都「逃」了
在這種種思潮的影響，香港的教育變成了「能力組別決定論」的世界，無所作為的風氣，怪責學生愚蠢的風氣，怪責政府怪責制度怪責社會的風氣，開始滋長。學校之間的差異也愈來愈大；而社會、行政部門對於那些「跌穿了底」的，然而又是公帑支持的學校，又沒有什麽積極的改善措施。這就難怪家長對派位如此緊張，因為一旦派到不負責任的學校，總覺得永世不得翻身。為了避免這種威脅，有經濟能力的家長於是「逃」往國際學校，也是為了逃避派位。
第三，就兒女分別來說，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而又還是一個謎。近二、三十年來，從小學延展到中學，以致大學，女生的戰績比男生好。人們有種種解釋，但是沒有人有一個權威性的說法。但是在香港派位中出現的問題，卻在其作制度中極為少見。原因很簡單：人家沒有這種中央統籌的派位；因此雖然是種現象，卻不是需要解決的一種現象，唯獨在香港，由於中央派位，卻成了難題。
現在這種情形，平機會按原則辦事，教育署卻沒法從技術上根本地解決問題。家長卻因而人人覺得制度對自己的子女不公平，人人都不滿意。
是重新考慮的時候
派位制度的公信性正面臨考驗。而影響派位公信性的因立，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派位制度本年是一種方法，避免由七百多所中學與七萬多名學生家長來回搏鬥。但是派位帶來的問題，疑慮與不安，卻幾乎超過了它的好處！在戰戰兢兢地在派位辦法上作微調的時候，也許值得我們想一想：派位，是否唯一的出路？
P07 | 新聞-中國消息/中港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01-07-21
升中派位從來就是一個社會焦點。以往有升中學能測驗，主宰了學生小學最後兩年的生活。還有學生按能力分五組，既把學生分了等，又由他們的過去決定了他們的將來，標籤了學生，也間接標籤了學校，傳媒街坊甚至直接把學校稱為第五組學校，第一組學校。
現在取消了學能測驗，五組併為三組，家長又出現了新的憂慮，因為遊戲規則似乎變了，不知對自己的子女是禍是福。學校也在摸索，人知道能否適應，都說：「五組變三組，學生能力一定更加參差了！」負責派位的部門也不好過，遊戲規則變了，許多現行辦法（例如教學語言），都受到挑戰等等。
派位是人為的關卡
今年，由於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投訴和法庭的裁決，又出現了男女生差異的問題，家長們都戰戰兢兢，看自己的子女是否受到不公平待遇。
千絲萬縷、盤根錯節，值得這個時候從更高的角度，俯視這個纏擾了香港人二十三年的措施，讓我們自己的腦袋清醒一下。分析下來即使一時無法徹底解決，也起碼可以知道問題所在，尋求長遠的解決方向。
首先，派位不是每一個社會都有的。小學升中學，是一個人為的制度上的關卡。有些制度沒有這個關卡，因為他們中小學之間沒有分開。歐洲一些國家是十年、十二年一貫制，學生就在同一學校中學習十年、十二年，這也就是現在所謂「一條龍」的概念。
漸成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制度，在小學升中學，基本上是篩選過程，有點像香港以往的「升中試」（一九七八年取消），優勝劣敗，終點見分曉，落第的就沒得升學，或者落難到蹩腳的學校，算是「活該」。
更多的情形是一個學區很小，或則是小城鎮、或則是細分的城區；每個學區的人口不多，學校也不多，當地人也習慣於在本學區上學，即「就近入學」，也不存在派位問題。
香港在五十年代，有小學會考，學生拿著會考成績找學校。六十年代開始有升中試，全港小學生按中、英、數成績排一條長龍，按志願派位。於是最好的學生一定給派到最好的學校；而最好的學校也收到全港最好的學生。
一九八七年取消升中試，分學區，學生分五組，按志願。從方法來說，空前絕後，當時設計此辦法的李越挺先生，真正是「扭計師爺」，把傳統的著重學生成績，與西方當時流行的校內評核、家長志願、學校分區、學校種類分布、公平競爭，通通融於一爐，再加上使用電腦，使辦法更顯得科學化。其結果，是學生的分布均勻了：最好的學校，只能收到本區頭二十個百分點的學生。升中派位辦法最大的功績，是去掉了社會已無法接受的升中試。但是，卻加固了派位的概念。派位，漸漸變成香港社會的一種文化；人們已經不再質疑這是不是最好的方向，也不再看看其他社會為什麽不這樣做。換句話說，陷入了盲目性，或者像其他問題一樣，盲目地認為「香港一樣」！
第二，派位問題出現的種種爭論，家長、學生的憂慮，其中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學校差異大。學校不同，成績校風等，種種家長關心的方面，一個區內差異很大。派到「好」的學校與派到「差」的學校，對子女的前途，可以是天大的差別，或者認為是天大的差別。這裏有兩個因素：（一）由於派位的分組，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收生等級決定學校等級；甚至學校也以為收生等級決定學校成就，社會上，學校內，瀰漫著一種「收生宿命論」；（二）與這種收生宿命論流行的同時，學生也因派位組別而產生了「能力宿命論」，「一時ＢＡＮＤ５，一生ＢＡＮＤ５」，總的結果是，學校而言，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收生，而不對學生入學後的努力寄以很大希望；家長學生而言，把前景押在學校上面，不再認不論在什麽學校，學生還有很大的努力餘地。
有能力的都「逃」了
在這種種思潮的影響，香港的教育變成了「能力組別決定論」的世界，無所作為的風氣，怪責學生愚蠢的風氣，怪責政府怪責制度怪責社會的風氣，開始滋長。學校之間的差異也愈來愈大；而社會、行政部門對於那些「跌穿了底」的，然而又是公帑支持的學校，又沒有什麽積極的改善措施。這就難怪家長對派位如此緊張，因為一旦派到不負責任的學校，總覺得永世不得翻身。為了避免這種威脅，有經濟能力的家長於是「逃」往國際學校，也是為了逃避派位。
第三，就兒女分別來說，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而又還是一個謎。近二、三十年來，從小學延展到中學，以致大學，女生的戰績比男生好。人們有種種解釋，但是沒有人有一個權威性的說法。但是在香港派位中出現的問題，卻在其作制度中極為少見。原因很簡單：人家沒有這種中央統籌的派位；因此雖然是種現象，卻不是需要解決的一種現象，唯獨在香港，由於中央派位，卻成了難題。
現在這種情形，平機會按原則辦事，教育署卻沒法從技術上根本地解決問題。家長卻因而人人覺得制度對自己的子女不公平，人人都不滿意。
是重新考慮的時候
派位制度的公信性正面臨考驗。而影響派位公信性的因立，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派位制度本年是一種方法，避免由七百多所中學與七萬多名學生家長來回搏鬥。但是派位帶來的問題，疑慮與不安，卻幾乎超過了它的好處！在戰戰兢兢地在派位辦法上作微調的時候，也許值得我們想一想：派位，是否唯一的出路？
教育機會平等的挑戰——直資名校時代的來臨
P16 | 評論-林行止專欄/中港評論 | 教育眼 | By 葉建源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講師 2001-09-25
聖保羅男女中學及屬下兩所小學宣布將申請轉為「直資一條龍」，如果一切順利，將於明年九月逐步轉制。計劃中，小學每年學費高達四萬八千元，中學更達六萬元。這是第一所申請轉為直資的津貼名校，估計還會有多所名校效法轉制。
「直資名校」的出現，將從根本上改變本港教育制度的面貌，很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分化，甚至影響長遠的階層流動與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聖保羅轉直資的標誌性意義，甚或超乎教統會的各項改革措施之上。
機會均等的傳統
一直以來，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y）是香港教育的重要傳統之一。在升中試時代，人人都有機會升讀名校，升讀大學，只要勤力、成績好便行。這個階段，我們可稱之為「績效主義」（meritocracy），進什麽學校看的是學生成績，而非出身背景，更不是付款能力。筆者很多出身貧窮家庭的同齡朋友，都是在實施免費普及教育之後，通過這樣的體制而晉身兩所老牌大學，教育制度也就成為了推動社會階層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有效途徑，而其中的篩選機制，也就締造了一群不一定出身富有的社會精英。
近十幾年的制度改革，打破了「績效主義」的傳統，其特點是就近入學、加強隨機，使小學到初中階段的學位分配過程中，學業成績因素的作用大大降低。我們或可稱之為「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當然，在新制度內，居住地段的因素也可能會有所影響，而面試比重上升也對中產階層有利；不過，整體而言，這些因素是較為邊緣性的，而且政府也不斷宣揚學校應該「教好」學生而非教「好學生」。因此，新制度的取向雖與「績效主義」不同，其機會平等的精神仍是一貫的。
直資學校兼公校私校之利
「直接資助」（Direct Subsidies Scheme, DSS）學校則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體制，它介乎公營與私營之間，一方面，它由非牟利團體主辦，按收生人數獲取政府資助，情況類近於津貼學校；另一方面，它可以收取學費，又有收生自主權，毋須受制於統一派位制度，在制度上也毋須依足官津校的規定，又有私校的影子。換言之，直資學校既擁有津校的公帑資助，又擁有私校的自由權與額外資源，縱觀世界各地的教育體制，類似的制度非常罕見。
這種體制究竟屬於公校還是私校呢？按照香港政府的分類，通常劃歸「私校」。提出開設「直資」學校的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一九八八年），就是希望通過「直資」成就一個「強大的私立學校體系」。不過這個歸類本來就值得質疑：第一，辦學者規定是非牟利團體；第二，學校的開支仍將以公帑為主。這兩點均與主流的津貼學校相似，把「直資」歸入「私校」之內，是有點牽強的。
「直資」與津校之間最重要的差別，是前者涉及巿場機制。由於學費和政府津貼都直接與收生人數掛鈎，所以能否收到足夠學生，就決定了學校的財源。津校則不同，政府包派位，包經費，可謂由政府「全包」。因此，比較而言，「直資」學校比津貼學校風險略高。多數津校不願意轉「直資」，部分原因正在於此（其他原因包括教師員工福利可能因轉制而受到影響等）。
過去十年，參加「直資」計劃的學校數量很少，主要有三類：一是傳統左派學校，二是原來的買位私校，三是近年新辦的學校（此外初期也吸引了少數國際學校參加）。這些學校名氣不算顯赫，或尚在草創時期，一不能收取高昂學費（倘收取高昂學費便要面對巨大風險），二也不致構成為主流津校的競爭對手，所以「直資」學校一直被視為處於整個制度的邊緣，並未引起社會重視。
但津貼名校轉為「直資」，勢將改變此一生態。
直資名校挾盛名而來，既然沒有收生不足之虞，便大可以提高學費水平。換言之，比起津校，它可以甄選學生，並且在政府資助的基礎之上再收取額外的高昂學費，盡享收生和資源上的優勢。而比起純粹的私校，它又擁有政府資助的優勢。這一點，連英美的貴族名校，也只能自歎不如。
直資名校將成為超級學校
因此，實際上，直資名校兼公校私校之利，同時挾多年津貼名校之勢，不要說津貼學校難以競爭，純粹的私校便難與之匹敵。可以說，這類學校的起點一開始已超前於其他學校。
從學生╱家長的角度看，要進入這些直資名校，主要是靠能夠付出高昂的學費（倘把課外活動也考慮在內，實際費用可能遠高於學費），付款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生入讀的機會，這便與升中試時期的「績效主義」剛好相反了。如果說升中試時期的精英主義是以學生能力為主導的話，直資名校時期的精英主義便帶有非常濃厚的階級色彩。
當然，直資名校多數會為貧窮子弟提供助學或獎學金，像英國在幾年前實施的「學位資助計劃」（Assisted Place Scheme），資助優秀的窮學生入讀高價名校，但其客觀效果，可能是把公營體系的優秀學生也一併吸收過去，使公校變成在資源上、生源上都難以與直資名校競爭的次等學校。無論如何，低下階層今後入讀「名校」的機會，即使智能相等，成績相當，都會比中上階層困難得多。
教育是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主要渠道，健康的社會也應當鼓勵低下階層通過教育渠道向上流動。如果愈來愈多津貼名校轉為高收費直資學校，而貧富懸殊又不斷加劇的話，低下階層對未來的希望就會愈來愈渺茫。
新加坡教育部一位高層負責人最近私下向筆者表示，很驚奇於香港的這類方案，直指這類方案容易引起社會分化（social divide）。旁觀者是否「心水清」，不得而知，但這一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
聖保羅男女中學及屬下兩所小學宣布將申請轉為「直資一條龍」，如果一切順利，將於明年九月逐步轉制。計劃中，小學每年學費高達四萬八千元，中學更達六萬元。這是第一所申請轉為直資的津貼名校，估計還會有多所名校效法轉制。
「直資名校」的出現，將從根本上改變本港教育制度的面貌，很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分化，甚至影響長遠的階層流動與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聖保羅轉直資的標誌性意義，甚或超乎教統會的各項改革措施之上。
機會均等的傳統
一直以來，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y）是香港教育的重要傳統之一。在升中試時代，人人都有機會升讀名校，升讀大學，只要勤力、成績好便行。這個階段，我們可稱之為「績效主義」（meritocracy），進什麽學校看的是學生成績，而非出身背景，更不是付款能力。筆者很多出身貧窮家庭的同齡朋友，都是在實施免費普及教育之後，通過這樣的體制而晉身兩所老牌大學，教育制度也就成為了推動社會階層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有效途徑，而其中的篩選機制，也就締造了一群不一定出身富有的社會精英。
近十幾年的制度改革，打破了「績效主義」的傳統，其特點是就近入學、加強隨機，使小學到初中階段的學位分配過程中，學業成績因素的作用大大降低。我們或可稱之為「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當然，在新制度內，居住地段的因素也可能會有所影響，而面試比重上升也對中產階層有利；不過，整體而言，這些因素是較為邊緣性的，而且政府也不斷宣揚學校應該「教好」學生而非教「好學生」。因此，新制度的取向雖與「績效主義」不同，其機會平等的精神仍是一貫的。
直資學校兼公校私校之利
「直接資助」（Direct Subsidies Scheme, DSS）學校則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體制，它介乎公營與私營之間，一方面，它由非牟利團體主辦，按收生人數獲取政府資助，情況類近於津貼學校；另一方面，它可以收取學費，又有收生自主權，毋須受制於統一派位制度，在制度上也毋須依足官津校的規定，又有私校的影子。換言之，直資學校既擁有津校的公帑資助，又擁有私校的自由權與額外資源，縱觀世界各地的教育體制，類似的制度非常罕見。
這種體制究竟屬於公校還是私校呢？按照香港政府的分類，通常劃歸「私校」。提出開設「直資」學校的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一九八八年），就是希望通過「直資」成就一個「強大的私立學校體系」。不過這個歸類本來就值得質疑：第一，辦學者規定是非牟利團體；第二，學校的開支仍將以公帑為主。這兩點均與主流的津貼學校相似，把「直資」歸入「私校」之內，是有點牽強的。
「直資」與津校之間最重要的差別，是前者涉及巿場機制。由於學費和政府津貼都直接與收生人數掛鈎，所以能否收到足夠學生，就決定了學校的財源。津校則不同，政府包派位，包經費，可謂由政府「全包」。因此，比較而言，「直資」學校比津貼學校風險略高。多數津校不願意轉「直資」，部分原因正在於此（其他原因包括教師員工福利可能因轉制而受到影響等）。
過去十年，參加「直資」計劃的學校數量很少，主要有三類：一是傳統左派學校，二是原來的買位私校，三是近年新辦的學校（此外初期也吸引了少數國際學校參加）。這些學校名氣不算顯赫，或尚在草創時期，一不能收取高昂學費（倘收取高昂學費便要面對巨大風險），二也不致構成為主流津校的競爭對手，所以「直資」學校一直被視為處於整個制度的邊緣，並未引起社會重視。
但津貼名校轉為「直資」，勢將改變此一生態。
直資名校挾盛名而來，既然沒有收生不足之虞，便大可以提高學費水平。換言之，比起津校，它可以甄選學生，並且在政府資助的基礎之上再收取額外的高昂學費，盡享收生和資源上的優勢。而比起純粹的私校，它又擁有政府資助的優勢。這一點，連英美的貴族名校，也只能自歎不如。
直資名校將成為超級學校
因此，實際上，直資名校兼公校私校之利，同時挾多年津貼名校之勢，不要說津貼學校難以競爭，純粹的私校便難與之匹敵。可以說，這類學校的起點一開始已超前於其他學校。
從學生╱家長的角度看，要進入這些直資名校，主要是靠能夠付出高昂的學費（倘把課外活動也考慮在內，實際費用可能遠高於學費），付款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生入讀的機會，這便與升中試時期的「績效主義」剛好相反了。如果說升中試時期的精英主義是以學生能力為主導的話，直資名校時期的精英主義便帶有非常濃厚的階級色彩。
當然，直資名校多數會為貧窮子弟提供助學或獎學金，像英國在幾年前實施的「學位資助計劃」（Assisted Place Scheme），資助優秀的窮學生入讀高價名校，但其客觀效果，可能是把公營體系的優秀學生也一併吸收過去，使公校變成在資源上、生源上都難以與直資名校競爭的次等學校。無論如何，低下階層今後入讀「名校」的機會，即使智能相等，成績相當，都會比中上階層困難得多。
教育是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主要渠道，健康的社會也應當鼓勵低下階層通過教育渠道向上流動。如果愈來愈多津貼名校轉為高收費直資學校，而貧富懸殊又不斷加劇的話，低下階層對未來的希望就會愈來愈渺茫。
新加坡教育部一位高層負責人最近私下向筆者表示，很驚奇於香港的這類方案，直指這類方案容易引起社會分化（social divide）。旁觀者是否「心水清」，不得而知，但這一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
2010年12月2日 星期四
教育「市場」 」官僚「滯後」
明報
P03 | 周日話題 | By 龐永欣 2010-11-21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在網誌撰文，批評政府強迫官中參加「自願縮班」計劃，說這只會令更多學校加入直資行列，轉為收費學校，剝削低下階層子弟靠努力和成績入讀好學校，教育作為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因此將會大受影響。香港的教育政策明實不符，表裏不一，大家都見怪不怪了。新高中用一個文憑試來取代兩個會考，竟說是「避免一試定生死」；教學語言明明是大變，稱作「微調」；政府是官校的「辦學團體」，對官校來說，明明「強迫」縮班，計劃只叫「自願優化班級結構」。然而， 「官中縮班」、「鼓勵直資」、「社會流動」三者也不該劃上等號或給予邏輯關係。下文嘗試從這幾方面分析。
文龐永欣（前直資中學校長）
教育局硬把學生按成績分為人數相若的三組作升中派位，在學童人口下降的情况下，每一組別學生人數都會減少，理論上每一組別學校都應該出現空額。但家長偏好第一組別， 「不選不派」令空額向第三組別學校那邊走，孫明揚局長說這會帶來「上移錯配」現象，並沒有錯。
精英主義的指揮棒
問題是：學校收生是否應以成績為標準？在歐美各國，甚至亞洲日本，都以學童居住地區為收生標準。不少日本學校對收「差生」不以為忤，還認為個別差異可令課堂討論更多角度、更豐富。香港人就是不吃這一套，聽到學校名稱後第一條問題就是「Band 幾？」，學校結果為搶Band 1 學生而惡鬥，希望用「升呢」鞏固生源，避免殺校。因此可說今天「殺校」這支指揮棒，正令香港學校共同奏出「精英主義」樂章。
然而，Band 1 學校如何培育「精英」呢？這多少是個謎。不少系出Band 1 名門的畢業生說：學校的確很難入，但並不特別好，教師亦非特別愛護學生，學校只是把學習動力較強的同學聚起來，他們的成績自然會作自我保證，這跟學校的教學好壞關係不大。
林台長對「英皇」母校情深，又學校每將收來的Band 1 學生培育至出類拔萃，甚是難得，因此不願看見學校遭減班措施所影響。然而，香港也有不少Band 3 學校畢業生，就像人人都有父母一樣，都會懷念「教我育我」的母校，假如大家不齊齊減班，他們的母校將首先遭殺掉，這也是不公平啊！
小班教學的關鍵？
當然， 「不減班即殺校」是基於「不推行小班教學」的假設上。有人說這正是推行小班教學的好時機，但討論還未開始，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就指出這會令每年教育開支由二百億暴增至四百億；在眾人追問下，局長才承認數字只是「隨便講講」而已。及後有人又再問小班教學問題，局長索性說：現在只談削班，將來有條件時才談小班教學。但這些「條件」是什麼？無人知曉。
小班教學並非萬應靈丹，有人甚至取笑說：香港教師根本不懂得利用小班教學，因此是「倒錢落海」的措施。但若問你喜歡子女在四十人一班還是二十人一班的課室上課？大部分人仍會答後者，可見大家並非不願看到小班教學成功，而是懷疑可否成功。然而，這是個雞與雞蛋的問題，習慣大班教學的老師，要重新學習的東西確不少，但不推行小班教學，這理想就永遠達不到了。我們應該擔心的，是要負責統籌和落實計劃的教育局，有沒有事前周詳考慮和臨事應變的能力？這一點從新高中推行，把通識定為必修科，以及對少數族裔推行語文政策可見一斑。
鼓勵轉直資？
直資計劃早在一九八八年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之前，以《香港私立學校的前景》諮詢文件提出。當年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挽救私校，亦有說這是為了解決左派學校的收生問題。當年的官津校一律要參加中央派位，左校若變為津校，政府怕派去的學生不肯入讀，若變為私校自行收生，學校又會失去政府資助的資格，直資計劃令左校按自行收生的人數得到資助，這令政府省錢，學校自主，是個解決方法。然而，在相信「市場萬能」「競爭最好」的右派思潮下，直資計劃還被視為打破香港學校「了無生氣」的方法。
可是，計劃提出後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儘管政府大力游說，傳統名校並不感興趣。既然收生不是問題，政府的津貼又夠用，為什麼要參加直資計劃？後來參加這計劃的學校多了，主因是政府對官津校強分中中、英中政策，又不斷限制原屬小學生直升中學所致。
直資計劃是政府自己一手製造出來，讓學校避開認為是不合理政策和規管的方法。原初的直資學校，學費並不高，甚至出現只收政府的按額津貼、不收學費的直資學校。傳統名校發現變身直資校後「生機處處」，可以打造為「勞斯萊斯級」學校，只是後話。
當年教育擴張，學額不足，政府官員只懂批建新校，不理會人口趨勢的警號，什麼時間縮班殺校，是留給下任官員處理的問題。市民要養貓養狗，政府也會叫人小心考慮，說這是長期責任。然而，在建校殺校問題上，政府應當明白這是個關乎體制內教師學生命運、香港教育前途的問題，卻顯得毫無規劃，只待到時把收生不足的學校殺掉便算。當然，市場基要主義者會補充說，市場是上帝，現在上帝不要你，就是你該死的原因。
在這次「齊齊縮班」建議中，我倒有幾分同情孫局長，他確有些避免殺校局面出現的真誠願望，如果小班教學爭取不到，他提出的辦法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因此個人不覺得這是為了鼓勵學校轉直資的措施。然而，縮班措施最終會否令傳統名校因為要避開局長要求縮班的壓力而轉直資，則是個待考問題。
我在二○○二年出任直資學校校長。上任初期吃驚地發現，政府對直資學校財務管理的指示，原來只有兩頁紙，毫不清晰。屈指一算，當時直資學校已存在十多年了，究竟這些年間負責的官員在幹些什麼？既然沒有指示，我只好心安理得，就把這當作是給予直資學校的「發展空間」吧！
直資學校的財政管理
但我錯了，原來紙上沒有寫的不明文規矩多得很，只是待你觸犯後才告訴你！例如，學校什麼支出可由「政府津貼」支付？什麼應由「學費」支付，只有原則一句：為教學用途或利益歸於學生的，可由政府津貼支付。但學校裏的活動和事務，又有什麼不是最終令學生得益的呢？
另一例子是我的學校不設高級教席職位，負責特別職務的「主任」只領額外津貼，這大概是直資學校可以發揮的「人事管理」空間吧！局方的審計員到校查數，硬說這是不可以由政府津貼支付的「人工」，要改由學費帳支付，理由是官津學校沒有這種支出。政府一方面強調直資學校要按使命自行建立適用的制度，另一方面卻要直資跟津貼學校完全看齊，原來「發展空間」是要靠學校「收學費」來實現的，真是費解。這裏有兩個可能性：一是高官在出「彈弓手」說假話，一是他們的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些什麼。
官津學校校長只能按既定財務章程辦事，班數多少不但決定教師人數，還有教師中各職級的比例，校長不必理會他們的薪點，每月自然有政府津貼付薪。但直資學校始終是財政獨立自主，每年必須做好收支分析（break-even analysis）、財務預測（financial projections）、風險管理（riskmanagement）等。但大部分校長都不是經濟或財務專家，要學也要時間。
或問：政府不是規定校長必須先完成訓練課程，持證上崗嗎？對，我也參加過這些課程，但負責教學的「資深」校長，還沒有一個管理過直資學校，財務篇全是跟直資學校毫不相干的什麼「營辦津貼」（Operating Expenses Block Grant）管理，只適用於官津校。這一點我在上課時提出過，但沒有用。
去年的臻美黃乾亨事件，揭露了直資校的財務管理問題和需要，有關當局亦曾亡羊補牢，跟所謂「直資學校議會」商討，發表「好榜樣指引」（Guide of Good Practices）。然而，該會只屬「聯誼」性質，各人自願參加，參加者並沒有給予該會代表各學校的地位資格，教育局以為「搞掂」議會的頭頭，即表示直資學校都同意該指引，是項錯誤；此外，該指引只談「好榜樣」，什麼是「不准做」或「違規」事情也全欠奉。
社會流動
再回到林台長那裏。林台長可能並非鼓勵「精英主義」，而是懼怕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階梯的作用被棄掉。林台長從前可能是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階梯的受益人（我也是），因此特別關心這題目。其實，香港家長並非不明白教育對下一代的重要，因此節衣縮食也要花錢在教育上，以「繳費」方式來保證子女永不落後，花寃枉錢也不介意。林台長有否留意到，在今天教育制度的各環節內，充斥着各種不是育才而是斂財的活動？例如：幼稚園假家校會之名辦收費的「入教班」，收費昂貴家長仍趨之若鶩的幼兒「遊玩班」，林立的補習社，由教你如何預備「入學面試」到會考如何「摘A」都有。即使明知這些「教育活動」是假，也甘願付錢。
其實，最影響社會流動是高等教育，因此最值得關注和憂慮。今天政府以「高等教育產業化」為名，打算實行的是專益有錢人子弟、最不公平的政策。此外，接受資助的大學正無聲無息地擴大「非聯招」收生比例，讓窮家子弟以會考成績爭取入大學的機會不斷縮減，副學士學費貴得驚人，成績稍遜的學生無錢讀不起，因此沒有翻身機會，將來的私立大學自負盈虧，收生不能不見錢開眼，上大學者無寒門，讀副學士者皆貴族不是指日可待嗎？
結語
在八十年代直資計劃提出來的時候，不少教育同工曾警告這將導致精英主義。但香港人只懼怕「平庸主義」，分秒都怕「輸給新加坡」，又信奉「市場競爭」為神明，認為最佳的資源分配辦法，處處要「大市場小政府」，教育就看成是人力投資，政府只花國民收入的4%辦教育，引以為傲。
有學者曾指出， 香港教育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 很獨特， 一方面鼓勵市場競爭， 另一方面又實行官僚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我個人認為，假如政府官僚能致力製定和執行合理的市場規範，競爭還有機會公平一點，但官僚永遠滯後，除非不得已，否則是「不變應萬變」，明天轉個位就可以把問題留給下一手了。今天要縮班殺校是一例，直資學校的規管問題又是一例。
P03 | 周日話題 | By 龐永欣 2010-11-21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在網誌撰文，批評政府強迫官中參加「自願縮班」計劃，說這只會令更多學校加入直資行列，轉為收費學校，剝削低下階層子弟靠努力和成績入讀好學校，教育作為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因此將會大受影響。香港的教育政策明實不符，表裏不一，大家都見怪不怪了。新高中用一個文憑試來取代兩個會考，竟說是「避免一試定生死」；教學語言明明是大變，稱作「微調」；政府是官校的「辦學團體」，對官校來說，明明「強迫」縮班，計劃只叫「自願優化班級結構」。然而， 「官中縮班」、「鼓勵直資」、「社會流動」三者也不該劃上等號或給予邏輯關係。下文嘗試從這幾方面分析。
文龐永欣（前直資中學校長）
教育局硬把學生按成績分為人數相若的三組作升中派位，在學童人口下降的情况下，每一組別學生人數都會減少，理論上每一組別學校都應該出現空額。但家長偏好第一組別， 「不選不派」令空額向第三組別學校那邊走，孫明揚局長說這會帶來「上移錯配」現象，並沒有錯。
精英主義的指揮棒
問題是：學校收生是否應以成績為標準？在歐美各國，甚至亞洲日本，都以學童居住地區為收生標準。不少日本學校對收「差生」不以為忤，還認為個別差異可令課堂討論更多角度、更豐富。香港人就是不吃這一套，聽到學校名稱後第一條問題就是「Band 幾？」，學校結果為搶Band 1 學生而惡鬥，希望用「升呢」鞏固生源，避免殺校。因此可說今天「殺校」這支指揮棒，正令香港學校共同奏出「精英主義」樂章。
然而，Band 1 學校如何培育「精英」呢？這多少是個謎。不少系出Band 1 名門的畢業生說：學校的確很難入，但並不特別好，教師亦非特別愛護學生，學校只是把學習動力較強的同學聚起來，他們的成績自然會作自我保證，這跟學校的教學好壞關係不大。
林台長對「英皇」母校情深，又學校每將收來的Band 1 學生培育至出類拔萃，甚是難得，因此不願看見學校遭減班措施所影響。然而，香港也有不少Band 3 學校畢業生，就像人人都有父母一樣，都會懷念「教我育我」的母校，假如大家不齊齊減班，他們的母校將首先遭殺掉，這也是不公平啊！
小班教學的關鍵？
當然， 「不減班即殺校」是基於「不推行小班教學」的假設上。有人說這正是推行小班教學的好時機，但討論還未開始，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就指出這會令每年教育開支由二百億暴增至四百億；在眾人追問下，局長才承認數字只是「隨便講講」而已。及後有人又再問小班教學問題，局長索性說：現在只談削班，將來有條件時才談小班教學。但這些「條件」是什麼？無人知曉。
小班教學並非萬應靈丹，有人甚至取笑說：香港教師根本不懂得利用小班教學，因此是「倒錢落海」的措施。但若問你喜歡子女在四十人一班還是二十人一班的課室上課？大部分人仍會答後者，可見大家並非不願看到小班教學成功，而是懷疑可否成功。然而，這是個雞與雞蛋的問題，習慣大班教學的老師，要重新學習的東西確不少，但不推行小班教學，這理想就永遠達不到了。我們應該擔心的，是要負責統籌和落實計劃的教育局，有沒有事前周詳考慮和臨事應變的能力？這一點從新高中推行，把通識定為必修科，以及對少數族裔推行語文政策可見一斑。
鼓勵轉直資？
直資計劃早在一九八八年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之前，以《香港私立學校的前景》諮詢文件提出。當年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挽救私校，亦有說這是為了解決左派學校的收生問題。當年的官津校一律要參加中央派位，左校若變為津校，政府怕派去的學生不肯入讀，若變為私校自行收生，學校又會失去政府資助的資格，直資計劃令左校按自行收生的人數得到資助，這令政府省錢，學校自主，是個解決方法。然而，在相信「市場萬能」「競爭最好」的右派思潮下，直資計劃還被視為打破香港學校「了無生氣」的方法。
可是，計劃提出後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儘管政府大力游說，傳統名校並不感興趣。既然收生不是問題，政府的津貼又夠用，為什麼要參加直資計劃？後來參加這計劃的學校多了，主因是政府對官津校強分中中、英中政策，又不斷限制原屬小學生直升中學所致。
直資計劃是政府自己一手製造出來，讓學校避開認為是不合理政策和規管的方法。原初的直資學校，學費並不高，甚至出現只收政府的按額津貼、不收學費的直資學校。傳統名校發現變身直資校後「生機處處」，可以打造為「勞斯萊斯級」學校，只是後話。
當年教育擴張，學額不足，政府官員只懂批建新校，不理會人口趨勢的警號，什麼時間縮班殺校，是留給下任官員處理的問題。市民要養貓養狗，政府也會叫人小心考慮，說這是長期責任。然而，在建校殺校問題上，政府應當明白這是個關乎體制內教師學生命運、香港教育前途的問題，卻顯得毫無規劃，只待到時把收生不足的學校殺掉便算。當然，市場基要主義者會補充說，市場是上帝，現在上帝不要你，就是你該死的原因。
在這次「齊齊縮班」建議中，我倒有幾分同情孫局長，他確有些避免殺校局面出現的真誠願望，如果小班教學爭取不到，他提出的辦法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因此個人不覺得這是為了鼓勵學校轉直資的措施。然而，縮班措施最終會否令傳統名校因為要避開局長要求縮班的壓力而轉直資，則是個待考問題。
我在二○○二年出任直資學校校長。上任初期吃驚地發現，政府對直資學校財務管理的指示，原來只有兩頁紙，毫不清晰。屈指一算，當時直資學校已存在十多年了，究竟這些年間負責的官員在幹些什麼？既然沒有指示，我只好心安理得，就把這當作是給予直資學校的「發展空間」吧！
直資學校的財政管理
但我錯了，原來紙上沒有寫的不明文規矩多得很，只是待你觸犯後才告訴你！例如，學校什麼支出可由「政府津貼」支付？什麼應由「學費」支付，只有原則一句：為教學用途或利益歸於學生的，可由政府津貼支付。但學校裏的活動和事務，又有什麼不是最終令學生得益的呢？
另一例子是我的學校不設高級教席職位，負責特別職務的「主任」只領額外津貼，這大概是直資學校可以發揮的「人事管理」空間吧！局方的審計員到校查數，硬說這是不可以由政府津貼支付的「人工」，要改由學費帳支付，理由是官津學校沒有這種支出。政府一方面強調直資學校要按使命自行建立適用的制度，另一方面卻要直資跟津貼學校完全看齊，原來「發展空間」是要靠學校「收學費」來實現的，真是費解。這裏有兩個可能性：一是高官在出「彈弓手」說假話，一是他們的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些什麼。
官津學校校長只能按既定財務章程辦事，班數多少不但決定教師人數，還有教師中各職級的比例，校長不必理會他們的薪點，每月自然有政府津貼付薪。但直資學校始終是財政獨立自主，每年必須做好收支分析（break-even analysis）、財務預測（financial projections）、風險管理（riskmanagement）等。但大部分校長都不是經濟或財務專家，要學也要時間。
或問：政府不是規定校長必須先完成訓練課程，持證上崗嗎？對，我也參加過這些課程，但負責教學的「資深」校長，還沒有一個管理過直資學校，財務篇全是跟直資學校毫不相干的什麼「營辦津貼」（Operating Expenses Block Grant）管理，只適用於官津校。這一點我在上課時提出過，但沒有用。
去年的臻美黃乾亨事件，揭露了直資校的財務管理問題和需要，有關當局亦曾亡羊補牢，跟所謂「直資學校議會」商討，發表「好榜樣指引」（Guide of Good Practices）。然而，該會只屬「聯誼」性質，各人自願參加，參加者並沒有給予該會代表各學校的地位資格，教育局以為「搞掂」議會的頭頭，即表示直資學校都同意該指引，是項錯誤；此外，該指引只談「好榜樣」，什麼是「不准做」或「違規」事情也全欠奉。
社會流動
再回到林台長那裏。林台長可能並非鼓勵「精英主義」，而是懼怕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階梯的作用被棄掉。林台長從前可能是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階梯的受益人（我也是），因此特別關心這題目。其實，香港家長並非不明白教育對下一代的重要，因此節衣縮食也要花錢在教育上，以「繳費」方式來保證子女永不落後，花寃枉錢也不介意。林台長有否留意到，在今天教育制度的各環節內，充斥着各種不是育才而是斂財的活動？例如：幼稚園假家校會之名辦收費的「入教班」，收費昂貴家長仍趨之若鶩的幼兒「遊玩班」，林立的補習社，由教你如何預備「入學面試」到會考如何「摘A」都有。即使明知這些「教育活動」是假，也甘願付錢。
其實，最影響社會流動是高等教育，因此最值得關注和憂慮。今天政府以「高等教育產業化」為名，打算實行的是專益有錢人子弟、最不公平的政策。此外，接受資助的大學正無聲無息地擴大「非聯招」收生比例，讓窮家子弟以會考成績爭取入大學的機會不斷縮減，副學士學費貴得驚人，成績稍遜的學生無錢讀不起，因此沒有翻身機會，將來的私立大學自負盈虧，收生不能不見錢開眼，上大學者無寒門，讀副學士者皆貴族不是指日可待嗎？
結語
在八十年代直資計劃提出來的時候，不少教育同工曾警告這將導致精英主義。但香港人只懼怕「平庸主義」，分秒都怕「輸給新加坡」，又信奉「市場競爭」為神明，認為最佳的資源分配辦法，處處要「大市場小政府」，教育就看成是人力投資，政府只花國民收入的4%辦教育，引以為傲。
有學者曾指出， 香港教育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 很獨特， 一方面鼓勵市場競爭， 另一方面又實行官僚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我個人認為，假如政府官僚能致力製定和執行合理的市場規範，競爭還有機會公平一點，但官僚永遠滯後，除非不得已，否則是「不變應萬變」，明天轉個位就可以把問題留給下一手了。今天要縮班殺校是一例，直資學校的規管問題又是一例。
「學位溢價」低迷 大學生月薪高中學生500元
P18 | 獨眼新聞 | 獨眼新聞 | By 紀曉風 2010-11-22
當直資學校的畫皮開始被審計署揭開，一心藉要子女年紀小小便學琴學舞學這學那，以求及早躋身名牌中小學進而讀上大學的中產、次中產以至偽中產家長，今日還是為當局公布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結果心情忐忑，能入到心儀學校的彷彿好過中六合彩，入不到的幾乎以為是世界末日。可他們更準備要接受的現實是，香港早已進入「學位溢價」（collegepremium）日益貶值的年代。2009 年的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可以低至6000元，2010 年也只是稍為升至7000 元，與同年畢業的中五生相比，竟然只分別高出500 元及1000 元，差距可以不夠一成。「大學無用論」可謂從未如此顯眼過！
今時今日，當回歸以來當局企硬要每年收大學本科生42100 元學費，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平均月入的起薪點，已經可升更可跌。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數據顯示，97 年的大學新畢業生，平均月入起薪點的中位數，還多出同年中五新畢業生近82%。但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兩者差距瞬間大幅收窄，到2000 年，即僅相差不足五成半。江河日下，到去年，大學生初出茅廬，入職水位已不過只高中五生50 %。
近年大學生多「水分」
大學學位為何愈來愈不值錢？老紀請教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她直言，隨回歸後香港連番經濟逆境，僱主難出高價請人，新畢業大學生便首當其衝： 「沙士那一年（03 年），40%新入職大學畢業生，平均月薪一度僅得600 0 至8000 元，另40%更只得4000 至6000 元。」與此同時，中五新畢業生的入職起薪點「跌極都有個譜」，即使03 年最少也可有3500 元，與個別低薪入職的大學生僅相差500 元。
周綺萍續稱， 自當局2000 年開設副學士課程，讓部分原本入不了大學的學生，藉此最終取得學位後，每年取得學位畢業的人數，由原本不足15000 逐步增至達20000個，增幅超過三成三。但對僱主而言，部分學位畢業的學生根本「未夠班」，結果除了讀醫讀金融的外，整體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都被拉低。到近五年，更陸續出現一種奇特現象。
「早前有僱主肯出底薪9000 元再加花紅，僱用多名剛畢業的大學生做顧客服務工作，但這些大學生上工後，卻嫌他們對工作投訴又多，又不肯學肯做，連英語會話能力也不太夠，不數個月更只剩一個繼續留下來。僱主想來想去不是辦法，決定提高底薪至11000 到12000 元，挖來一些雖已四十來歲，卻有豐富相關經驗的中五畢業生來工作。」結果，今年就算同樣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與中五生，個別新入職的起薪點差距，也不過是 1000 元，較九七年兩者足可相差2000 元比較，減少足足超過一半。
大規模衝突如箭在弦
曾幾何時，學術界提出一個稱作「學位溢價」的概念，意指取得學位的畢業生，平均較一般中學畢業生收入多出的百分比。可如今，當局一邊講要藉教育解決「跨代貧窮」，一邊則繼續縮班、直資，將基層子弟「愈搞愈窮」。如今就連悉心培育子女入大學的家長，隨當局缺乏長遠發展藍圖，到子女最後大學畢業時，也恐怕落得悔不當初，驚覺自己一直墮入本港教育被扭曲成港大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年前所說的「位置對比的物品」（positional goods）陷阱。
尤其當更多就算是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看不見前景，當局茫然以對香港進一步墮入「M 型社會」、「中產下流社會」更是不消提時，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國良跟老紀講： 「當局管治思維若仍故步自封，懶理更多大學生憧憬畢業後能有良好生活質素，到最後卻發現被建制扼殺時，在外國，雙方因此出現大規模衝突的結局，已經放在香港眼前。」美三成副學士收入勝學士「學位溢價」逐步變成「
學位
跌價」的現象，已連美國勞工部也提出預警。當地更有大學調查發現，近三成副學士月入已經多過大學生。學者預期，大學生往後要保證有好生活，必先要選讀市場最渴求的專業，「往後不單要有幾個學位，更是不斷要取得新學位」。
資料顯示，美國近年雖飽受金融海嘯衝擊，但較諸香港學位溢價已經跌至個位數百分比，仍能保持在約百分之七十的水平。
然而，美國勞工部早前警告，美國未來十年發展最快的三十種行業當中，只有七種要求入職人士必須大學畢業，比率僅約百分之二十三。其餘的如顧客服務、家居照顧及食品製造等，只要一張高級文憑便「搞掂」。
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一項調查結果則更駭人：近三成當地畢業的副學士，月入已經爬過大學畢業生的頭。
查實，美國華府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伯恩斯坦（Bernstein） 年前已點出，「學位溢價」恐怕快將一去不返：「經濟成長的果實，都落在相當少的一群人身上，這群人擁有他人沒有的特殊技能和資產，這與你是否高等教育未必有關。要取得超過通脹數字的年薪，擁有大學學位通常是必要的，但是還不夠。」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凱茲（Katz）與高甸（Gold in）亦指出，以前要大學生來做的中層管理或某些專業工作，如今都可藉外判海外或用電腦搞定，他們在勞資市場的議價能力自然要跌；只有工作性質更講創意，範疇更僻更專的，人工才會繼續水漲船高。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國良補充稱，當局常強調香港經濟易受全球發展衝擊，港人要自求多福，「往後不單要有幾個學位，更是不斷要取得新學位」，卻是要犧牲作息時間等生活質素作代價。
當直資學校的畫皮開始被審計署揭開，一心藉要子女年紀小小便學琴學舞學這學那，以求及早躋身名牌中小學進而讀上大學的中產、次中產以至偽中產家長，今日還是為當局公布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結果心情忐忑，能入到心儀學校的彷彿好過中六合彩，入不到的幾乎以為是世界末日。可他們更準備要接受的現實是，香港早已進入「學位溢價」（collegepremium）日益貶值的年代。2009 年的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可以低至6000元，2010 年也只是稍為升至7000 元，與同年畢業的中五生相比，竟然只分別高出500 元及1000 元，差距可以不夠一成。「大學無用論」可謂從未如此顯眼過！
今時今日，當回歸以來當局企硬要每年收大學本科生42100 元學費，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平均月入的起薪點，已經可升更可跌。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數據顯示，97 年的大學新畢業生，平均月入起薪點的中位數，還多出同年中五新畢業生近82%。但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兩者差距瞬間大幅收窄，到2000 年，即僅相差不足五成半。江河日下，到去年，大學生初出茅廬，入職水位已不過只高中五生50 %。
近年大學生多「水分」
大學學位為何愈來愈不值錢？老紀請教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她直言，隨回歸後香港連番經濟逆境，僱主難出高價請人，新畢業大學生便首當其衝： 「沙士那一年（03 年），40%新入職大學畢業生，平均月薪一度僅得600 0 至8000 元，另40%更只得4000 至6000 元。」與此同時，中五新畢業生的入職起薪點「跌極都有個譜」，即使03 年最少也可有3500 元，與個別低薪入職的大學生僅相差500 元。
周綺萍續稱， 自當局2000 年開設副學士課程，讓部分原本入不了大學的學生，藉此最終取得學位後，每年取得學位畢業的人數，由原本不足15000 逐步增至達20000個，增幅超過三成三。但對僱主而言，部分學位畢業的學生根本「未夠班」，結果除了讀醫讀金融的外，整體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都被拉低。到近五年，更陸續出現一種奇特現象。
「早前有僱主肯出底薪9000 元再加花紅，僱用多名剛畢業的大學生做顧客服務工作，但這些大學生上工後，卻嫌他們對工作投訴又多，又不肯學肯做，連英語會話能力也不太夠，不數個月更只剩一個繼續留下來。僱主想來想去不是辦法，決定提高底薪至11000 到12000 元，挖來一些雖已四十來歲，卻有豐富相關經驗的中五畢業生來工作。」結果，今年就算同樣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與中五生，個別新入職的起薪點差距，也不過是 1000 元，較九七年兩者足可相差2000 元比較，減少足足超過一半。
大規模衝突如箭在弦
曾幾何時，學術界提出一個稱作「學位溢價」的概念，意指取得學位的畢業生，平均較一般中學畢業生收入多出的百分比。可如今，當局一邊講要藉教育解決「跨代貧窮」，一邊則繼續縮班、直資，將基層子弟「愈搞愈窮」。如今就連悉心培育子女入大學的家長，隨當局缺乏長遠發展藍圖，到子女最後大學畢業時，也恐怕落得悔不當初，驚覺自己一直墮入本港教育被扭曲成港大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年前所說的「位置對比的物品」（positional goods）陷阱。
尤其當更多就算是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看不見前景，當局茫然以對香港進一步墮入「M 型社會」、「中產下流社會」更是不消提時，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國良跟老紀講： 「當局管治思維若仍故步自封，懶理更多大學生憧憬畢業後能有良好生活質素，到最後卻發現被建制扼殺時，在外國，雙方因此出現大規模衝突的結局，已經放在香港眼前。」美三成副學士收入勝學士「學位溢價」逐步變成「
學位
跌價」的現象，已連美國勞工部也提出預警。當地更有大學調查發現，近三成副學士月入已經多過大學生。學者預期，大學生往後要保證有好生活，必先要選讀市場最渴求的專業，「往後不單要有幾個學位，更是不斷要取得新學位」。
資料顯示，美國近年雖飽受金融海嘯衝擊，但較諸香港學位溢價已經跌至個位數百分比，仍能保持在約百分之七十的水平。
然而，美國勞工部早前警告，美國未來十年發展最快的三十種行業當中，只有七種要求入職人士必須大學畢業，比率僅約百分之二十三。其餘的如顧客服務、家居照顧及食品製造等，只要一張高級文憑便「搞掂」。
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一項調查結果則更駭人：近三成當地畢業的副學士，月入已經爬過大學畢業生的頭。
查實，美國華府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伯恩斯坦（Bernstein） 年前已點出，「學位溢價」恐怕快將一去不返：「經濟成長的果實，都落在相當少的一群人身上，這群人擁有他人沒有的特殊技能和資產，這與你是否高等教育未必有關。要取得超過通脹數字的年薪，擁有大學學位通常是必要的，但是還不夠。」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凱茲（Katz）與高甸（Gold in）亦指出，以前要大學生來做的中層管理或某些專業工作，如今都可藉外判海外或用電腦搞定，他們在勞資市場的議價能力自然要跌；只有工作性質更講創意，範疇更僻更專的，人工才會繼續水漲船高。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國良補充稱，當局常強調香港經濟易受全球發展衝擊，港人要自求多福，「往後不單要有幾個學位，更是不斷要取得新學位」，卻是要犧牲作息時間等生活質素作代價。
公共資源半私有化
信報財經新聞
P18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陳智傑 2010-11-30
幸好香港沒有「直資醫院」這回事──公立和私營醫院涇渭分明，公立醫院的公費醫療，以全民和平等的方式照顧所有香港人；財力有餘的市民，則於私營醫療市場尋找進一步的服務。如果政府容許部分知名的公立醫院「直資化」：讓他們先按病人求診數目取得公帑資助，再以改善醫生對病人比例、提供多元服務為由調整診金、藥費和住院費，並加開醫生巡房費、「名醫」及「特效療法」額外雜費等，相信香港早已「民變四起」。
不過，同樣是社會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同樣是與市民福祉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社會對教育事務的輿論，似乎顯得有點弔詭。政府每年撥予教育政策的撥款，至少佔總體公共開支兩成或以上，較醫療衛生的公帑份額還要高；但輿論對把用於教育的公共資源「半私有化」（維持公帑資助，卻局部免除監察措施） 的直資政策，卻一直鮮有認真地檢討。別忘了：直資學校每收一名學生，每學年便可獲得二萬八千多元（小一學生） 至五萬六千多元（中七學生）的公費資助；而門庭若市的「直資名校」，他們所獲得的經常性公帑資助額更未必會低於一般津貼學校。
一所每學年都可獲得相當份額的公帑津貼的學校，在財政度支、學費調整和開徵收費上是否應擁有近乎私立學校般的自主權？為何有直資中學一年的學費，竟然較大學本科生的學費還要高？是否只要有「大部分家長」的支持，學校便可理所當然地加學費？高昂的學費及難以預測的雜費，會否使基層家庭於報讀前三思？
望子成龍大於一切
雖然隱伏多時的直資學校管治弊病終見天日，並惹來傳媒及立法會的跟進；但我預料「公共資源半私有化」這政策問題，將不會受到公眾太大的質問。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望子成龍大於一切的華人社會傳統。只要家長對名校趨之若鶩、又有人於傳媒不斷把「私營化的彈性」等同於優質教學（難道官校和津校的老師就做不到多元教學嗎？），直資政策便會繼續發展下去，最多便於賬目交待上作出一些修修補補的監察要求。公帑是否運用得宜、公共資源「半私有化」會引致甚麼社會後果，在望子成龍的主流心態下，可能真的不是太大的問題。難怪在直資學校的管治問題東窗事發後，仍有家長替肇事學校說好話、部分家長更對於學校在盈餘和儲備充盈下加學費表示理解──只要他們相信學校能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學，有關公共政策的社會問題，大概都是次要的。
而最讓我嘆為觀止的，是有直資學校中人竟然公開批評審計署「以會計方式查數」──所謂的會計方式，就是以標準、具透明度的出納記賬方式，顯示一所機構的財政健康狀況，並及早發現不尋常的資金和資產轉移。會計方式會因行業而微調，但普遍適用於商業機構、政府及公營部門、公私合營機構以至非政府組織，但何解唯獨直資學校便要特別看待？
也許在「會計記賬」這技術層面上，直資學校是否有問題仍有商討之處；但公共論述對今次直資學校風波的焦點，無理由只停留在「會計問題」的技術討論。校政監管、服務招標程序、是否撥出足夠資金作為獎助學金，只是探討直資政策問題的引子；直資學校的政策，會否或是否已引起「公共資源半私有化」、影響基層家庭選讀學校、以至長遠來說會否使公帑津貼一些收費高昂的「類私校」，更是社會應該開始認真反思的問題。另一方面，政府亦應開始蒐集直資學校的入學及派位資料、收入來源與開支比例、學生家庭背景、學費及雜費等數據，研究這些數據於直資政策實行以來的變化，嘗試分析直資政策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
一小撮學校富起來
學生的家境差異和名校所享有的優勢，也許是難以改變的現實；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公帑運用的政策目標，理應是設法收窄、而非擴大這些差異。檢討直資政策，誠然無法改變望子成龍、爭入名校的風氣，但可以反思早期教育改革中「拆牆鬆綁」的主張。學校按自己「有本事」收多少學生作為公帑資助的準則，並對校政及財政有更大的自主權，原意是希望改善教學質素；但這卻會促成「強者愈強」、「一小撮學校富起來」的局面。
原本已經名氣大、報讀人數多、不愁捐款的學校，除了從收生數目獲得相應的公帑資助外，更有自由度從家長及外界汲取更多資源、精益求精，反過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名氣，吸引更多表現優異及家境富裕的學生來報讀。與此同時，讓學校有更大的收生自主權，原意是希望改變「成績就是一切」的思維，但卻衍生出「名校面試訓練班」、把子女操練為琴棋書畫樣樣皆能的「多元課外活動天才」作為入學優勢等怪現象──這就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多元教學嗎？
窮學生家境清貧、沒錢培養「多元」的課外活動興趣，是不幸；但把「家境」和「多元興趣」直接或間接地制度化為升學優勢，則是政府或學校的錯。這次直資風波，正好讓社會反思這些可能已經出現的問題。新力量網絡秘書
P18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陳智傑 2010-11-30
幸好香港沒有「直資醫院」這回事──公立和私營醫院涇渭分明，公立醫院的公費醫療，以全民和平等的方式照顧所有香港人；財力有餘的市民，則於私營醫療市場尋找進一步的服務。如果政府容許部分知名的公立醫院「直資化」：讓他們先按病人求診數目取得公帑資助，再以改善醫生對病人比例、提供多元服務為由調整診金、藥費和住院費，並加開醫生巡房費、「名醫」及「特效療法」額外雜費等，相信香港早已「民變四起」。
不過，同樣是社會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同樣是與市民福祉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社會對教育事務的輿論，似乎顯得有點弔詭。政府每年撥予教育政策的撥款，至少佔總體公共開支兩成或以上，較醫療衛生的公帑份額還要高；但輿論對把用於教育的公共資源「半私有化」（維持公帑資助，卻局部免除監察措施） 的直資政策，卻一直鮮有認真地檢討。別忘了：直資學校每收一名學生，每學年便可獲得二萬八千多元（小一學生） 至五萬六千多元（中七學生）的公費資助；而門庭若市的「直資名校」，他們所獲得的經常性公帑資助額更未必會低於一般津貼學校。
一所每學年都可獲得相當份額的公帑津貼的學校，在財政度支、學費調整和開徵收費上是否應擁有近乎私立學校般的自主權？為何有直資中學一年的學費，竟然較大學本科生的學費還要高？是否只要有「大部分家長」的支持，學校便可理所當然地加學費？高昂的學費及難以預測的雜費，會否使基層家庭於報讀前三思？
望子成龍大於一切
雖然隱伏多時的直資學校管治弊病終見天日，並惹來傳媒及立法會的跟進；但我預料「公共資源半私有化」這政策問題，將不會受到公眾太大的質問。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望子成龍大於一切的華人社會傳統。只要家長對名校趨之若鶩、又有人於傳媒不斷把「私營化的彈性」等同於優質教學（難道官校和津校的老師就做不到多元教學嗎？），直資政策便會繼續發展下去，最多便於賬目交待上作出一些修修補補的監察要求。公帑是否運用得宜、公共資源「半私有化」會引致甚麼社會後果，在望子成龍的主流心態下，可能真的不是太大的問題。難怪在直資學校的管治問題東窗事發後，仍有家長替肇事學校說好話、部分家長更對於學校在盈餘和儲備充盈下加學費表示理解──只要他們相信學校能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學，有關公共政策的社會問題，大概都是次要的。
而最讓我嘆為觀止的，是有直資學校中人竟然公開批評審計署「以會計方式查數」──所謂的會計方式，就是以標準、具透明度的出納記賬方式，顯示一所機構的財政健康狀況，並及早發現不尋常的資金和資產轉移。會計方式會因行業而微調，但普遍適用於商業機構、政府及公營部門、公私合營機構以至非政府組織，但何解唯獨直資學校便要特別看待？
也許在「會計記賬」這技術層面上，直資學校是否有問題仍有商討之處；但公共論述對今次直資學校風波的焦點，無理由只停留在「會計問題」的技術討論。校政監管、服務招標程序、是否撥出足夠資金作為獎助學金，只是探討直資政策問題的引子；直資學校的政策，會否或是否已引起「公共資源半私有化」、影響基層家庭選讀學校、以至長遠來說會否使公帑津貼一些收費高昂的「類私校」，更是社會應該開始認真反思的問題。另一方面，政府亦應開始蒐集直資學校的入學及派位資料、收入來源與開支比例、學生家庭背景、學費及雜費等數據，研究這些數據於直資政策實行以來的變化，嘗試分析直資政策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
一小撮學校富起來
學生的家境差異和名校所享有的優勢，也許是難以改變的現實；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公帑運用的政策目標，理應是設法收窄、而非擴大這些差異。檢討直資政策，誠然無法改變望子成龍、爭入名校的風氣，但可以反思早期教育改革中「拆牆鬆綁」的主張。學校按自己「有本事」收多少學生作為公帑資助的準則，並對校政及財政有更大的自主權，原意是希望改善教學質素；但這卻會促成「強者愈強」、「一小撮學校富起來」的局面。
原本已經名氣大、報讀人數多、不愁捐款的學校，除了從收生數目獲得相應的公帑資助外，更有自由度從家長及外界汲取更多資源、精益求精，反過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名氣，吸引更多表現優異及家境富裕的學生來報讀。與此同時，讓學校有更大的收生自主權，原意是希望改變「成績就是一切」的思維，但卻衍生出「名校面試訓練班」、把子女操練為琴棋書畫樣樣皆能的「多元課外活動天才」作為入學優勢等怪現象──這就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多元教學嗎？
窮學生家境清貧、沒錢培養「多元」的課外活動興趣，是不幸；但把「家境」和「多元興趣」直接或間接地制度化為升學優勢，則是政府或學校的錯。這次直資風波，正好讓社會反思這些可能已經出現的問題。新力量網絡秘書
直資是右傾意識形態的禍延
明報
A34 | 觀點 | 筆陣 | By 盧子健 2010-12-01
也真的難為了孫明揚，要他為直資學校的帳目問題向立法會解畫，但有關政策和制度的問題早在他就任教育局長前已經形成。當然，理論上他有三年去解決這些問題，但他就任前教育政策的「炸彈」處處，恐怕直資學校問題不是他的優先處理項目。不過這也是問責的精神。孫明揚作為現任局長，只有背起黑鍋。審計署和立法會聚焦研究的是直資學校的帳目監察問題，是非常技術性和涉及具體運作的細節。其實直資學校的存在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表徵。恐怕它對過去十多年間在香港逐步增長的民間怨氣和貧富對立也有一定的「貢獻」。
簡單來說，直資學校是右派意識形態的產物。基本上，右派意識形態認為政府愈小愈好。但在現實世界，差不多沒有一個政府不在教育範疇內佔一個主導地位。道理很簡單：教育是社會的長期投資。如果教育完全由私人機構來辦，或者是質素極低，或者是只有富裕階層才能享有優質教育。
政府大規模介入教育，用公共資源作長遠社會投資，提升全民質素，是過去百多二百年絕大多數社會在實際經驗摸索出來的道理。但右派的極端觀點對這種發展是非常抗拒，標籤其為「社會主義」制度，扭曲為政府剝奪了市民大眾的選擇，要求政府把這個選擇的權力歸還市場。
在現實世界中，亦因為在政府大規模介入教育後，官僚制度的缺點以及個別官員不理解教育、不重視家長和學生的訴求確有存在，而公共服務一般來說也有「一刀切」的缺點，於是有些希望子女能得到「較佳」教育的家長對於僵化的政府體制會有意見。
在這個背景下，右派意識形態倡導者找到在教育範疇內逼使政府減少參與的空間。如果真的不信任政府，其實最簡單的做法應該是辦私人學校，但在現實上這當然極其困難，於是右派意識形態倡導者就鼓吹為學校「鬆綁」，減少政府的「干預」。
在美國，這種觀點的最極端表現形式是學券制，即任由家長手持公帑支付的學券去選擇學校。在香港，年前也在幼稚園階段實施了學券制，但現實反而是把私營的幼稚園變成受政府資助，客觀效果是增加政府的支出和對市場的干預，部分私營企業可以得到公帑支持，造成市場內的不平等競爭，這是因右派意識形態之名，變成大政府干擾市場之實的諷刺例子。
直資中小學的性質相近。同樣受公帑資助，直資學校卻有較大的自由度，這哪裏是促進市場運作、增加競爭？實質上是形成不平等的競爭。
理論上，任何學校都可以申請成為直資學校，但現實上，是市場上本來已有收生優勢的學校有最大的誘因和最好的條件轉變為直資學校，因為經此一變，它們在繼續接受公帑資助的同時，可以增加學費、可以多收學生。結果是原來已有優勢的學校擴大其優勢，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近日中學縮班問題引起爭議，一些沒有轉直資的傳統名校抗拒縮班，因為它們收生沒有困難。本來教育局一視同仁要求所有學校縮班是公道的，但受公帑資助的直資學校卻不用縮班，這豈不是又製造了另類的不公平？
設立直資學校，原意就是「鬆綁」，就是讓有關學校在接受公帑資助的同時享有較大的自由。但審計署有關直資學校帳目問題的報告發表後，卻出現了要求加強監管直資學校的呼聲。這與直資制度的精神是有矛盾。但既然直資學校是用公帑的，何以它們所受的監管可以少於一般學校呢？這在道理上亦是說不過去。歸納來說，不是要求加強監管的呼聲與直資制度的精神有矛盾，而是這個制度本身本來就有內在矛盾！
如前所述，右派意識形態是不問情由壓縮政府規模、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才孕育出直資學校這種觀念。真正務實從事公共行政和管治的人不能單純依賴意識形態施政。例如表面上，把選擇還給家長、讓教育市場增加競爭，是動聽和漂亮的口號。問題是，學生是否真的從此得益？教育質素是否有所提高？社會對教育總投資（包括公私兩個來源）的效益是提升還是下降？
以上幾個關鍵的政策制度考慮基礎，都沒有嚴謹的論據，亦未見當局在直資制度實行若干年後有檢討的計劃。這樣的一個政策制定過程是不負責任的，到今天引起各種各樣的爭議，政府的辯解亦難以服眾。
今時今日，發生了的事難走回頭路。但前事不忘，政府應該設法逐步減少直資學校的特殊性，尤其是防止這些學校變成中產或以上財富階層的「特區」。香港貧富矛盾的原因已有很多。本來健全的公立教育和公立醫療是淡化有關矛盾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特區政府如果在這兩方面都不必要地挑起公私分歧、貧富對立，是自毁長城，進一步陷入險地。
盧子健公共事務顧問
A34 | 觀點 | 筆陣 | By 盧子健 2010-12-01
也真的難為了孫明揚，要他為直資學校的帳目問題向立法會解畫，但有關政策和制度的問題早在他就任教育局長前已經形成。當然，理論上他有三年去解決這些問題，但他就任前教育政策的「炸彈」處處，恐怕直資學校問題不是他的優先處理項目。不過這也是問責的精神。孫明揚作為現任局長，只有背起黑鍋。審計署和立法會聚焦研究的是直資學校的帳目監察問題，是非常技術性和涉及具體運作的細節。其實直資學校的存在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表徵。恐怕它對過去十多年間在香港逐步增長的民間怨氣和貧富對立也有一定的「貢獻」。
簡單來說，直資學校是右派意識形態的產物。基本上，右派意識形態認為政府愈小愈好。但在現實世界，差不多沒有一個政府不在教育範疇內佔一個主導地位。道理很簡單：教育是社會的長期投資。如果教育完全由私人機構來辦，或者是質素極低，或者是只有富裕階層才能享有優質教育。
政府大規模介入教育，用公共資源作長遠社會投資，提升全民質素，是過去百多二百年絕大多數社會在實際經驗摸索出來的道理。但右派的極端觀點對這種發展是非常抗拒，標籤其為「社會主義」制度，扭曲為政府剝奪了市民大眾的選擇，要求政府把這個選擇的權力歸還市場。
在現實世界中，亦因為在政府大規模介入教育後，官僚制度的缺點以及個別官員不理解教育、不重視家長和學生的訴求確有存在，而公共服務一般來說也有「一刀切」的缺點，於是有些希望子女能得到「較佳」教育的家長對於僵化的政府體制會有意見。
在這個背景下，右派意識形態倡導者找到在教育範疇內逼使政府減少參與的空間。如果真的不信任政府，其實最簡單的做法應該是辦私人學校，但在現實上這當然極其困難，於是右派意識形態倡導者就鼓吹為學校「鬆綁」，減少政府的「干預」。
在美國，這種觀點的最極端表現形式是學券制，即任由家長手持公帑支付的學券去選擇學校。在香港，年前也在幼稚園階段實施了學券制，但現實反而是把私營的幼稚園變成受政府資助，客觀效果是增加政府的支出和對市場的干預，部分私營企業可以得到公帑支持，造成市場內的不平等競爭，這是因右派意識形態之名，變成大政府干擾市場之實的諷刺例子。
直資中小學的性質相近。同樣受公帑資助，直資學校卻有較大的自由度，這哪裏是促進市場運作、增加競爭？實質上是形成不平等的競爭。
理論上，任何學校都可以申請成為直資學校，但現實上，是市場上本來已有收生優勢的學校有最大的誘因和最好的條件轉變為直資學校，因為經此一變，它們在繼續接受公帑資助的同時，可以增加學費、可以多收學生。結果是原來已有優勢的學校擴大其優勢，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近日中學縮班問題引起爭議，一些沒有轉直資的傳統名校抗拒縮班，因為它們收生沒有困難。本來教育局一視同仁要求所有學校縮班是公道的，但受公帑資助的直資學校卻不用縮班，這豈不是又製造了另類的不公平？
設立直資學校，原意就是「鬆綁」，就是讓有關學校在接受公帑資助的同時享有較大的自由。但審計署有關直資學校帳目問題的報告發表後，卻出現了要求加強監管直資學校的呼聲。這與直資制度的精神是有矛盾。但既然直資學校是用公帑的，何以它們所受的監管可以少於一般學校呢？這在道理上亦是說不過去。歸納來說，不是要求加強監管的呼聲與直資制度的精神有矛盾，而是這個制度本身本來就有內在矛盾！
如前所述，右派意識形態是不問情由壓縮政府規模、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才孕育出直資學校這種觀念。真正務實從事公共行政和管治的人不能單純依賴意識形態施政。例如表面上，把選擇還給家長、讓教育市場增加競爭，是動聽和漂亮的口號。問題是，學生是否真的從此得益？教育質素是否有所提高？社會對教育總投資（包括公私兩個來源）的效益是提升還是下降？
以上幾個關鍵的政策制度考慮基礎，都沒有嚴謹的論據，亦未見當局在直資制度實行若干年後有檢討的計劃。這樣的一個政策制定過程是不負責任的，到今天引起各種各樣的爭議，政府的辯解亦難以服眾。
今時今日，發生了的事難走回頭路。但前事不忘，政府應該設法逐步減少直資學校的特殊性，尤其是防止這些學校變成中產或以上財富階層的「特區」。香港貧富矛盾的原因已有很多。本來健全的公立教育和公立醫療是淡化有關矛盾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特區政府如果在這兩方面都不必要地挑起公私分歧、貧富對立，是自毁長城，進一步陷入險地。
盧子健公共事務顧問
2010年11月24日 星期三
九成直資學校有問題 陽光政策可掃除流弊
明報 2010-11-25
A04 | 港聞 | 社評
據本報得到的一份資料，顯示審計署調查全港77 所直資學校，發現九成以上存在大大小小問題，其中一些學校獲准亂加學費，反映教育局的監管十分鬆散，另外被認為情節最嚴重的真道書院購樓事件，校方迄今仍未坦誠交代，教育局應該嚴肅處理。總的而言，直資學校有存在價值，當中大多數學校只要加強監管，學校自覺完善校政，則直資學校仍然可以發揮職能；如果實施陽光政策，增加學校財政透明度，可以減少滋生流弊，也有利加強學生、家長、社會對有關學校的信心。
多收學費應回饋學生限令真道交代違規指控
審計署的報告發表後，家長和公衆都希望盡快知道哪些學校出了什麼問題，特別是有學校涉及亂加學費，有學校被揭發以儲備購買了3 個物業，有學校則投資了價值7100 萬元的股票和基金，事態顯示部分直資學校的營運和管理出了大問題，家長從子女利益出發，當然想知道子女所入讀學校的情况。我們認為，教育局應該正式公布有關資料，從資料披露開始，整頓和改善直資學校。
從本報所得資料，顯示差不多全部學校都有問題，不過，其中不少涉及的校政管理問題，性質不算嚴重，包括例如校董會組織、註冊有問題等事宜，性質較嚴重者有兩大類，一是有11 所學校亂加學費，另外就是審計署實地調查發現違規較嚴重的4 所學校。關於亂加學費，涉及的11 所學校，其中8 所報細盈餘，3 所誇大赤字，從而大幅度加學費，增加家長負擔。另外，有學校則在折舊上做文章，把原本100 萬元折舊，報大數為1200 萬元，藉此大加學費。個別學校刻意低估學校財政狀况，或是選擇性向家長披露，使家長未能全面了解學校財政情况下，繳交了不必要的學費。我們認為學校這樣做是不道德的，有關學校應該承諾日後減學費，以洗脫斂財之嫌；教育局也應該督促有關學校減學費，以彌補監管疏失的責任。另外，教育局或直資學校議會應該合作制訂劃一準則，杜絕直資學校胡亂申報財政狀况，使學校再無藉口亂加學費。
至於違規情節較嚴重的4 所學校，教育局必須嚴令整頓，例如以巨額儲備投資股票、基金的學校，教育局應該限期更正，回復以儲蓄或存款處理儲備，否則就要剔除他們的直資學校資格。因為涉及公帑資助，絕對不容許出現炒賣股票的情况。
這 4 所學校之中，真道書院的違規情况最受關注。首先，真道涉及以校長名義，用學校儲備購買3 個物業，事前未交校方審批，有物業在2007 年3 月獲校董會追認，並要求物業移交校董會，但是至今仍未移交。真道被審計署揭發不當之處，還有為四川地震籌款55 萬元，其中16 萬元被納入學校帳目、未公開招聘36 名員工和3 名顧問等多項違規，但是真道校長迄今並未公開交代。我們認為，關於真道的情况，教育局應該要求該校限期解釋，真道的說詞也應該公告周知，讓家長和公衆知道箇中緣由，若真道不合作，教育局應該把個案轉交廉政公署調查。
另外，按規定，直資學校須撥出學費總收入的最少10%，推行減免學費或獎學金計劃，使清貧學生也有機會入讀，但是，審計署發現約有三成（22 所）學校撥作助學的學費收入，較規定為低，其中5 所少撥50萬元，1 所少撥更高達300 萬元。對於這些「吝嗇」的學校，教育局應該要求他們在下一學年增加短欠的撥款，給需要協助的學生，使更多清貧學生有機會完成學業。
直資問題源於「錢作怪」財政透明杜絕斂財自肥
關於直資學校的助學計劃，民主黨建議各校把應撥款項，交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統籌管理。此建議甚佳，學資處歷來負責有關工作，成績有目共睹，由他們統籌分派，相信定能發揮助學的設計和效用，淡化直資學校的「貴族學校」標籤，符合直資學校原來的宗旨和理念。
直資學校從財政、管理等獲賦予的彈性和自由度，設計本身並無問題，因為可以適時回應不同學生的需要，但是由於教育局監管寬鬆，出現一些學校「向錢看」的現象，他們所獲「特權」是否全部用於栽培學生，從審計署的發現而言，使人大有疑問。我們認為，直資學校出現的流弊，源於「錢作怪」，就此若實施陽光政策，只要直資學校財政公開透明，則不但可以杜絕可能出現的腐敗，於家長而言，也可以確切知道子女入讀的，是作育英才的學校，抑或是斂財自肥的學店。
審計署發現有些直資學校，由於並未與政府簽署服務合約等原因，連審計署也不能調查，其中有學校已取得直資資格8 年，政府仍容許該校不用簽約，實在匪夷所思。我們認為，直資學校每年共領取約25 億元公帑，不能出現這種無王管的情况，政府應該在制度上，使直資學校的審計工作正規化，強制所有學校每年都要提交詳細帳目和接受帳目審查，以確保公帑得到適當運用。直資學校有存在價值，但是首要教育局改變無為而治的態度，積極監管，糾正流弊，才可以發揮直資學校使本港學校體制更多元化的職能。
A04 | 港聞 | 社評
據本報得到的一份資料，顯示審計署調查全港77 所直資學校，發現九成以上存在大大小小問題，其中一些學校獲准亂加學費，反映教育局的監管十分鬆散，另外被認為情節最嚴重的真道書院購樓事件，校方迄今仍未坦誠交代，教育局應該嚴肅處理。總的而言，直資學校有存在價值，當中大多數學校只要加強監管，學校自覺完善校政，則直資學校仍然可以發揮職能；如果實施陽光政策，增加學校財政透明度，可以減少滋生流弊，也有利加強學生、家長、社會對有關學校的信心。
多收學費應回饋學生限令真道交代違規指控
審計署的報告發表後，家長和公衆都希望盡快知道哪些學校出了什麼問題，特別是有學校涉及亂加學費，有學校被揭發以儲備購買了3 個物業，有學校則投資了價值7100 萬元的股票和基金，事態顯示部分直資學校的營運和管理出了大問題，家長從子女利益出發，當然想知道子女所入讀學校的情况。我們認為，教育局應該正式公布有關資料，從資料披露開始，整頓和改善直資學校。
從本報所得資料，顯示差不多全部學校都有問題，不過，其中不少涉及的校政管理問題，性質不算嚴重，包括例如校董會組織、註冊有問題等事宜，性質較嚴重者有兩大類，一是有11 所學校亂加學費，另外就是審計署實地調查發現違規較嚴重的4 所學校。關於亂加學費，涉及的11 所學校，其中8 所報細盈餘，3 所誇大赤字，從而大幅度加學費，增加家長負擔。另外，有學校則在折舊上做文章，把原本100 萬元折舊，報大數為1200 萬元，藉此大加學費。個別學校刻意低估學校財政狀况，或是選擇性向家長披露，使家長未能全面了解學校財政情况下，繳交了不必要的學費。我們認為學校這樣做是不道德的，有關學校應該承諾日後減學費，以洗脫斂財之嫌；教育局也應該督促有關學校減學費，以彌補監管疏失的責任。另外，教育局或直資學校議會應該合作制訂劃一準則，杜絕直資學校胡亂申報財政狀况，使學校再無藉口亂加學費。
至於違規情節較嚴重的4 所學校，教育局必須嚴令整頓，例如以巨額儲備投資股票、基金的學校，教育局應該限期更正，回復以儲蓄或存款處理儲備，否則就要剔除他們的直資學校資格。因為涉及公帑資助，絕對不容許出現炒賣股票的情况。
這 4 所學校之中，真道書院的違規情况最受關注。首先，真道涉及以校長名義，用學校儲備購買3 個物業，事前未交校方審批，有物業在2007 年3 月獲校董會追認，並要求物業移交校董會，但是至今仍未移交。真道被審計署揭發不當之處，還有為四川地震籌款55 萬元，其中16 萬元被納入學校帳目、未公開招聘36 名員工和3 名顧問等多項違規，但是真道校長迄今並未公開交代。我們認為，關於真道的情况，教育局應該要求該校限期解釋，真道的說詞也應該公告周知，讓家長和公衆知道箇中緣由，若真道不合作，教育局應該把個案轉交廉政公署調查。
另外，按規定，直資學校須撥出學費總收入的最少10%，推行減免學費或獎學金計劃，使清貧學生也有機會入讀，但是，審計署發現約有三成（22 所）學校撥作助學的學費收入，較規定為低，其中5 所少撥50萬元，1 所少撥更高達300 萬元。對於這些「吝嗇」的學校，教育局應該要求他們在下一學年增加短欠的撥款，給需要協助的學生，使更多清貧學生有機會完成學業。
直資問題源於「錢作怪」財政透明杜絕斂財自肥
關於直資學校的助學計劃，民主黨建議各校把應撥款項，交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統籌管理。此建議甚佳，學資處歷來負責有關工作，成績有目共睹，由他們統籌分派，相信定能發揮助學的設計和效用，淡化直資學校的「貴族學校」標籤，符合直資學校原來的宗旨和理念。
直資學校從財政、管理等獲賦予的彈性和自由度，設計本身並無問題，因為可以適時回應不同學生的需要，但是由於教育局監管寬鬆，出現一些學校「向錢看」的現象，他們所獲「特權」是否全部用於栽培學生，從審計署的發現而言，使人大有疑問。我們認為，直資學校出現的流弊，源於「錢作怪」，就此若實施陽光政策，只要直資學校財政公開透明，則不但可以杜絕可能出現的腐敗，於家長而言，也可以確切知道子女入讀的，是作育英才的學校，抑或是斂財自肥的學店。
審計署發現有些直資學校，由於並未與政府簽署服務合約等原因，連審計署也不能調查，其中有學校已取得直資資格8 年，政府仍容許該校不用簽約，實在匪夷所思。我們認為，直資學校每年共領取約25 億元公帑，不能出現這種無王管的情况，政府應該在制度上，使直資學校的審計工作正規化，強制所有學校每年都要提交詳細帳目和接受帳目審查，以確保公帑得到適當運用。直資學校有存在價值，但是首要教育局改變無為而治的態度，積極監管，糾正流弊，才可以發揮直資學校使本港學校體制更多元化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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