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
F02 | 星島教育 2011-08-19
中大研究︰副學位優勢勝預科
針對近年有調查指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失業率高和工資低，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早前以政府統計處的資料，研究九六年、○一年及○六年中學後非學位畢業生的就業和工資水平，發現副學位畢業生的平均工資，較中七畢業生高一成五至四成。
平均工資較高
負責研究的中大教育學院教授鍾宇平稱，研究反映中學教育普及後，學生須向高等教育多走一步，才能有發展空間。
中大教育學院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鍾宇平稱，「中學後非學位教育之經濟回報」的研究，是利用政府統計處提供人口調查數據而進行。至於「中學後非學位教育」是指包括各類文憑、高級文憑和副學士等課程，這類課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平均每年學費需四至五萬元，因此不少人批評這類教育「投資大、回報少」。
研究結果發現，九六至○六年這十年間，本地教育回報率持續上升，從百分之九點八升至百分之十二點四。副學位畢業生在工資和就業情況方面，相對中七畢業生更佔有優勢，擁有副學位的畢業生在平均工資上，便對中七畢業生高一成五至四成，失業率也較中七畢業生低。
須走向高等教育
鍾宇平指，副學位畢業生的優勢反映中學教育普及後，須向高等教育多走一步，再向前發展。他說，「開辦副學位課程可符合不同類型的需要，對回應經濟發展的靈活性較大，發展空間寬闊。」研究亦有探討副學位課程不同類別的工資轉變，發現培訓通用能力和工業技術的課程回報相當高。鍾宇平表示，希望未來的副學位課程可隨香港多變的經濟體系，培訓出更多人才。記者鍾碧琪
2011年8月28日 星期日
2011年8月12日 星期五
曾榮光：學生為本與教育商品化
特區教育政策的根本矛盾
04/07/00 明報今年夏天香港教育界出現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熱烈的政策議論以至最激烈的爭拗。一方面是持續了十八個月的教育改革到達了具體方案的落實階段﹐教統會在五月八日公布了第三份《教育制度檢討》諮詢文件﹐並標榜「創造空間﹑追求卓越」﹐並計劃作為期三個月的諮詢﹐以期掀起教育界的熱烈討論。另一方面﹐教統局官員在四月八日則宣布﹐全港中小學英文科及普通科教師均須通過相關語文基準試﹔因而引發教師的強烈反對﹐六千人上街﹐演變成全港最大教師工會與特區政府的公開對抗。
教改與基準體現政策矛盾
以上兩個政策正好體現了特區政府過去三年在教育政策施政上的一個根本矛盾。其一是由教統會倡導的教育改革所強調的「學生為本」﹑「終身學習」﹑「永不放棄」﹑「創造空間」的一種人本(humanist)﹑均等(egalitarian)及進步(progressive)教育取向﹔其二是以經濟效益與工具理性為主導的一種「追求表現」(performativity)的教育取向。我們不妨循這兩個政策取向審視特區政府過往三年在教育政策上的施政﹐從而就不難理解今天特區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所面臨困局之根源所在。
教育改革人本均等進步
首先﹐在一九九七年十月首份施政報告中﹐特首就宣布要進行學制檢討﹔其後教統會就在過去十八個月發表了三份諮詢文件﹐先後掀起了三次教育改革的議論。
其一﹐是環繞九九年一月《教育目標》的議論﹐引發起不少社會團體及人士對教育理想的祈盼﹐及對現制的批判﹐最後教統會總結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四個教育目標。
其二﹐是環繞九九年九月《教育改革建議》的議論﹐教統會提出「終身學習﹑自強不息」的方向﹐「學生為本﹑永不放棄﹑講求質素﹑全方位學習﹑全社會動員」的五個改革原則﹔提出建構一個「終身學習的學制」﹐並建議:一﹑基礎教育大直路﹔二﹑高中教育一體化及普及化﹔及三﹑高等教育自由化。至此﹐學制改革的架構就續漸浮現﹐即對現行學制加以釋放﹑「鬆縛」﹐使未來特區公民可以在一個寬鬆﹑包容﹑以至均等的學制內盡展所長。
其三﹐就是二千年五月由《改革方案》所引發的議論﹐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高中及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仍然懸而未決﹐但就提出的基礎教育改革的方案及課程改革的理念而言﹐我們仍然可以見到很大程度的一種人本﹑進步﹑均等化的教育取向。
語文基準依賴量化準則
然而﹐過去三年另一種教育政策取向﹐卻同時在特區政府施政中不斷出現﹐這種可以稱之為「表現主義」(performativism)的取向﹐強調教育的果效應以產出表現為評核標準﹐並確信這些產出表現是可以用簡單的指標﹑基準﹑評估測試來予以度量﹐繼而更深信根據這些指標及基準測試﹐就可以對教育制度內各組成部分﹐包括學生﹑教師﹑校長以至學生﹐加以評估﹑排等﹑以至賞罰。
這種「表現主義」的教育政策取向﹐首先可見諸於九七年底至九八年初的中學語文分流的爭議﹔爭議的根源就在於特區政府確信可以透過「教學語文分組評估」（簡稱MIGA）﹐把升中生分類為可以用或不可以用英文學習的中學生﹐繼而就可以把中學分類為英文中學或中文中學。
增值評估信靠簡單指標
其次﹐在九九年九月香港十多個商會組成的商界教育大聯盟又推出「英語能力評估測試」（簡稱ELSA）﹐以考核離開學校投身勞動力市場的人士的英語水平﹔雖然ELSA並非特區政府政策﹐但卻獲得多位教育官的公開表示歡迎（見九九年九月四日報章報道）。
除了學生被測試並分等外﹐到了二千年初「表現主義」就伸展至中學本身。伴隨《中學選校概覽》的出版﹐中學亦依其學生的中學會考成績﹐以至所謂「增值指標」而被分等以至排名為﹕正﹑零﹑負增值的學校﹔其中被標籤為「負增值」的官立中學﹐就更被「教署高層……召見……希望可以對症下藥」（見《明報》三月二十三日報道）。
第四﹐本年五月特區政府就公布了英文及普通話教師的基準測試﹐這政策措施亦是建基在「表現主義」的信念之上﹐即相信基準測能準確地評定教師的語文以至教學效能﹐並能把教師分類為五等﹕遠高於基準﹑高於基準﹑達到基準﹑未達基準﹑和遠未達基準﹔雖然教育官員聲稱未達基準的教師是不會被解僱﹐但他們的「待遇」將會是﹕不能任教有關語文科﹑「被調派出任圖書館教師」和「抬不起頭做人」。
最後﹐一種未被廣泛報道及關注的「表現主義」措施亦正伸展到校長們的身上﹐首先可見諸在教署網頁上公布﹐由外國專家設計的一份多達四十多項的「校長領導技能與責任」的清單﹐並依此把校長分等為﹕有潛質的﹑新任的﹑和經驗豐富的校長﹔其次就是要求校長通過進修（有幸不用接受測試）以達標。
表現實用科技官僚受落
事實上﹐著名法國學者李歐塔(Jean﹣FrancoisLyotard)早已指出﹐追求表現(performativity)的教育取向是根源自後工業社會中﹐知識創造（研究）與知識傳遞（教育）的活動被科技與利潤所支配﹐即知識的創造與傳遞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真理和釋放個人潛能﹐而只從實用主義出發﹐要求研究與教育成果能轉化為科技發展﹐或/及商品化為可賺取利潤的工具。
因此之故﹐「表現主義」的教育取向以至知識取向﹐自然最為資本家及政府官僚（特別是科技官僚）所歡迎和倡導﹔因為它們不單止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教育以至知識的商品化支配﹐同時亦最能顯示政府的官僚機器對教育與知識的「管治效能」(governmentality)。至此﹐我們不難明白以上羅列的一系列的「表現主義」教育政策﹐為何最為香港商界及特區政府官員的支持和倡導。
強調表現物化教育
更值得強調的是﹐不少學者（如Lyotard和StephenJ.Ball）均已指出「表現主義」的政策取向對教育事業本身帶來的傷害。首先﹐「表現主義」政策取向必然把教育徹底地物化(reified)以至商品化(commodified)﹐即教育果效就只會依據其在市場上的交換價值來判定﹑學生就只被視為是加工或增值的材料﹑學校則只注重計算學生對學校的「增值指數」帶來的得失。
這很明顯就與教統會提倡的教育改革原則﹕「學生為本」﹑「樂於學習」﹑「終身學習」﹑「永不放棄」﹐強調學生﹑學習的內在價值的人本教育取向﹐完全相違背以至相衝突。其次﹐「表現主義」的政策取向所強調的測試﹑評核﹐亦會對現存的教育制度以至知識體系﹐造成一種「廢認受」(delegitimation)的後果﹔即把現存程序﹑人事及制度的效能與認受性予以質疑以至否定﹐並把它們放置在「基準—測試—評核—排等—獎懲」的機制內重新檢視。文首所述的教師語文基準測試就明顯帶有這種「廢認受」的色彩。
如何在矛盾中求平衡﹖
特區政府過去三年在教育政策上的施政﹐很明顯是受兩種本質上互相矛盾的政策取向所支配﹔一方面是強調學生與學習為本的一種「終身學習學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則是強調經濟工具理性和政府管治效能的「表現主義」的教育取向。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以至特首本人如何從中作出取捨或取得平衡﹐將會是特區政府進入第四年管治時﹐必須面對以至解決的課題。
（回歸三周年系列三之三）
曾榮光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2011年6月26日 星期日
陳家強：不會減股票印花稅 質疑高頻交易是否有利香港
信報財經新聞
P02 | 要聞社評 2011-06-27
交易科技發展改變市場生態已是不爭的事實，機構投資者、對沖基金不再靠眼光賺錢，而是靠科技。在歐美大行其道的高頻交易（HFT），受制於股票印花稅，在港幾乎無用武之地。不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卻質疑高頻交易對市場是否有利，強調無意降低印花稅。
「不少學者贊成高頻交易，但從監管者的角度來說，我認為程式交易（Algori thm Trading）非壞事，但懷疑高頻交易的作用，其所帶來的流動性（liquidity），是否香港希望吸引的？又是否值得我們特別鼓勵？」本身是財務學教授的陳家強接受訪問時說。
高頻交易屬於程式交易的一種，特別深得對沖基金的歡心，他們把大手交易「斬件」，利用比眨眼還要少的時間逐一完成，由於每宗交易的差價都很少，故累計的利潤相當可觀。因此，交易費用愈低，對高頻交易投資者愈有利。
陳家強續指出，香港要徵收印花稅，成為高頻交易的天然障礙。「印花稅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也有穩定市場的作用，我們不會降低這個稅率。」
印花稅有穩定市場作用
剛過去的財政年度，來自印花稅的收入達510 億元，是第二大稅項收入，當中股票印花稅佔49%。
至今在歐美市場使用高頻交易的比例，佔總交投一半，近日新加坡證券交易所（SGX）的數據中心正式開幕，開宗明義是為高頻交易投資者而設，目的是刺激流動性。
香港是否要反其道而行？陳家強不認為香港的做法是「趕客」，相信投資者不只考慮交易成本，還會衡量市場結構。他舉例說，不願見到不受管制的「黑池」，但又不想「趕客」，意味解決方面是把「黑池」納入監管機構的雷達。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市場的微結構非常重要，例如港交所（388）提議的延長交易時間、收市後競價時段、收窄買賣差價、隱名交易等，都是香港市場結構需要配備的。」陳家強強調，發展方向正確，惟細節需要由港交所制訂。被問及上述建議的反對聲音不少，他表示，要兼顧市場發展和不同人士的意見。
另外，陳家強本月中出訪俄羅斯，而吸引企業來港上市是其中一項任務。他指出，當地政府計劃減持國營企業的權益，香港當然會鼓勵這些國企來港，但單是在海外掛牌，似乎不大可能，因此，鼓勵在香港和俄羅斯兩地上市，是較可行的做法。
由於俄羅斯兩大交易所RTS 和Micex 即將合併，期望增加成交量，市場相信，當地政府會更加積極邀請俄羅斯國企上市，令香港較難攔途截劫。
P02 | 要聞社評 2011-06-27
交易科技發展改變市場生態已是不爭的事實，機構投資者、對沖基金不再靠眼光賺錢，而是靠科技。在歐美大行其道的高頻交易（HFT），受制於股票印花稅，在港幾乎無用武之地。不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卻質疑高頻交易對市場是否有利，強調無意降低印花稅。
「不少學者贊成高頻交易，但從監管者的角度來說，我認為程式交易（Algori thm Trading）非壞事，但懷疑高頻交易的作用，其所帶來的流動性（liquidity），是否香港希望吸引的？又是否值得我們特別鼓勵？」本身是財務學教授的陳家強接受訪問時說。
高頻交易屬於程式交易的一種，特別深得對沖基金的歡心，他們把大手交易「斬件」，利用比眨眼還要少的時間逐一完成，由於每宗交易的差價都很少，故累計的利潤相當可觀。因此，交易費用愈低，對高頻交易投資者愈有利。
陳家強續指出，香港要徵收印花稅，成為高頻交易的天然障礙。「印花稅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也有穩定市場的作用，我們不會降低這個稅率。」
印花稅有穩定市場作用
剛過去的財政年度，來自印花稅的收入達510 億元，是第二大稅項收入，當中股票印花稅佔49%。
至今在歐美市場使用高頻交易的比例，佔總交投一半，近日新加坡證券交易所（SGX）的數據中心正式開幕，開宗明義是為高頻交易投資者而設，目的是刺激流動性。
香港是否要反其道而行？陳家強不認為香港的做法是「趕客」，相信投資者不只考慮交易成本，還會衡量市場結構。他舉例說，不願見到不受管制的「黑池」，但又不想「趕客」，意味解決方面是把「黑池」納入監管機構的雷達。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市場的微結構非常重要，例如港交所（388）提議的延長交易時間、收市後競價時段、收窄買賣差價、隱名交易等，都是香港市場結構需要配備的。」陳家強強調，發展方向正確，惟細節需要由港交所制訂。被問及上述建議的反對聲音不少，他表示，要兼顧市場發展和不同人士的意見。
另外，陳家強本月中出訪俄羅斯，而吸引企業來港上市是其中一項任務。他指出，當地政府計劃減持國營企業的權益，香港當然會鼓勵這些國企來港，但單是在海外掛牌，似乎不大可能，因此，鼓勵在香港和俄羅斯兩地上市，是較可行的做法。
由於俄羅斯兩大交易所RTS 和Micex 即將合併，期望增加成交量，市場相信，當地政府會更加積極邀請俄羅斯國企上市，令香港較難攔途截劫。
2011年5月22日 星期日
查缺補漏，發揮最低工資正面功能
信報財經新聞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1,000) 2011-05-23
P14 | 時事評論 | By 張仁良
首先，筆者是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但文中的看法僅屬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最低工資委員會。
自今年5 月1 日開
始，《最低工資條例》在本港正式實施，僱主支付給僱員的工資不得低於時薪28 港元。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的目的在於保障處於弱勢的低收入勞工可以獲得起碼的薪資水準以滿足其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降低在職貧窮人口。《最低工資條例》實施後，預計近30 萬低收入僱員平均可獲加薪16.9%，相信絕大部分受影響僱員的個人及其家庭生活將得到較大改善。
低收入群體未真正受惠
從1998 至2008 年間，本港人均GDP 增長超過40％，但家庭月收入中位數卻依然停留在1.8 萬元的水準。也就是說，相當大一部分低收入群體並沒有從經濟增長中受益，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他們的收入狀況可能還惡化了。
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停滯或可歸結於幾個方面原因：一是過去十年技術進步和產業調整導致僱主對低技能工作崗位的需求減少；二是來自於內地的低技能勞動力（每日配額150人）增加了市場供應；此外，香港近年來財富的積累主要得益於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的飆升，絕少擁有這些資產的低收入群體自然難以從中受益。
由於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導致低收入群體議價能力缺失，單純依靠市場機制不足以提高他們的工資收入至適當水準。引入法定最低工資制度直接提高在職低收入群體收入水準改善其生活狀況的同時，還有利於社會人力資本含量的提高和分配效率的提升。
短期造成失業率突上升
工資水準的提升不僅會激勵低收入勞工主動接受更多的繼續教育和職業培訓，也會提高他們在增加撫養和教育子女方面投入的能力。工資水準的提升還將吸引部分主動失業人群進入就業市場，增加僱主和潛在僱員匹配的效率，減少人力資本錯置，並激發在職低收入僱員的工作積極性，原因是消極怠工而失去工作的機會成本加大。
當然，從理論和實踐來看，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也會不可避免的產生一些負面效應。這些負面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並非現時所有的低收入勞工都可以因實施法定最低工資而受益，部分缺少經驗、年長的以及身有殘疾的僱員可能會因此被排除出就業市場，一方面在提升後的工資水準上，僱主將更偏好於僱用較有經驗和較年輕的僱員；另一方面，部分不堪人工成本上升壓力的僱主將會選擇裁員應對，一定時期內可能會造成失業率上升。
二是，從國外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制度的經驗來看，推行法定最低工資可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上黑市的產生，因為部分勞工可能願意接受工資低於法定最低水準的工作，並配合僱主規避政府監管。僱主也可能變通手法應對法定最低工資帶來的成本上升，比如增加僱員工作量、減少或取消僱員部分福利以及培訓支出、延後工作條件改善等。
此外，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還可能會推高通貨膨脹水準，一些僱主會選擇將上升的人工成本部分或全部轉移到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中，很多受法定最低工資影響較大的速食店、茶餐廳、大廈管理公司等，已經或正計劃提高產品價格或大廈管理費。
沒有完美的公共政策可以讓涉及的相關利益各方都滿意。即使對於政府的派錢舉措，也存在關於應派與否、獲派對象資格、派發方式以及應派額度等的爭論與爭議。一項公共政策應否實施關鍵取決於其是否滿足成本效益原則，創造足夠多的正向社會價值。
政府的職責在於醞釀和實施某項公共政策的過程中，要周全考慮，完善配套，最大化其正面效應，最小化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毫無疑問，最低工資立法將使大多數低收入勞工受益，創造正面的社會價值，但政府也需要扛起責任，完善各種配套措施，降低最低工資立法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
政府應提供失業配套措施
對於因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將被長時間排擠出就業市場的勞工，政府應及時提供各種配套設施；對於暫時失去工作的勞工，政府應完善就業仲介服務，幫助其盡快實現再就業，同時為失業人員，尤其是失業年輕人和欠缺工作經驗勞工，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訓服務，提高其再就業能力；政府還應體認到因實施法定最低工資而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結構的改變，以及引發的相關社會保障制度的連鎖反應，及時調整強積金繳交入息下限、公屋居屋等申請條件以及其他社會保障計劃的資格要求，避免在職低收入勞工名義上受益實質上受損情形的發生。
《最低工資條例》的實施，對香港的勞動力市場是一個重大變革。隨着法定最低工資的逐步落實，其對於保障弱勢勞工權益、減少社會貧窮、促進本港社會和諧發展的正面效應，會漸次顯現，但同時也會暴露出問題和不足，例如短時期內失業率上升、勞資關係緊張等，政府應查缺補漏，善盡監督、協調、保障之責，集合社會各方面支援，最大限度地發揮法定最低工資功用，貢獻於本港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香港浸會大學商學院院長
張仁良
P14 | 時事評論 | By 張仁良
首先，筆者是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但文中的看法僅屬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最低工資委員會。
自今年5 月1 日開
始，《最低工資條例》在本港正式實施，僱主支付給僱員的工資不得低於時薪28 港元。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的目的在於保障處於弱勢的低收入勞工可以獲得起碼的薪資水準以滿足其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降低在職貧窮人口。《最低工資條例》實施後，預計近30 萬低收入僱員平均可獲加薪16.9%，相信絕大部分受影響僱員的個人及其家庭生活將得到較大改善。
低收入群體未真正受惠
從1998 至2008 年間，本港人均GDP 增長超過40％，但家庭月收入中位數卻依然停留在1.8 萬元的水準。也就是說，相當大一部分低收入群體並沒有從經濟增長中受益，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他們的收入狀況可能還惡化了。
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停滯或可歸結於幾個方面原因：一是過去十年技術進步和產業調整導致僱主對低技能工作崗位的需求減少；二是來自於內地的低技能勞動力（每日配額150人）增加了市場供應；此外，香港近年來財富的積累主要得益於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的飆升，絕少擁有這些資產的低收入群體自然難以從中受益。
由於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導致低收入群體議價能力缺失，單純依靠市場機制不足以提高他們的工資收入至適當水準。引入法定最低工資制度直接提高在職低收入群體收入水準改善其生活狀況的同時，還有利於社會人力資本含量的提高和分配效率的提升。
短期造成失業率突上升
工資水準的提升不僅會激勵低收入勞工主動接受更多的繼續教育和職業培訓，也會提高他們在增加撫養和教育子女方面投入的能力。工資水準的提升還將吸引部分主動失業人群進入就業市場，增加僱主和潛在僱員匹配的效率，減少人力資本錯置，並激發在職低收入僱員的工作積極性，原因是消極怠工而失去工作的機會成本加大。
當然，從理論和實踐來看，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也會不可避免的產生一些負面效應。這些負面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並非現時所有的低收入勞工都可以因實施法定最低工資而受益，部分缺少經驗、年長的以及身有殘疾的僱員可能會因此被排除出就業市場，一方面在提升後的工資水準上，僱主將更偏好於僱用較有經驗和較年輕的僱員；另一方面，部分不堪人工成本上升壓力的僱主將會選擇裁員應對，一定時期內可能會造成失業率上升。
二是，從國外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制度的經驗來看，推行法定最低工資可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上黑市的產生，因為部分勞工可能願意接受工資低於法定最低水準的工作，並配合僱主規避政府監管。僱主也可能變通手法應對法定最低工資帶來的成本上升，比如增加僱員工作量、減少或取消僱員部分福利以及培訓支出、延後工作條件改善等。
此外，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還可能會推高通貨膨脹水準，一些僱主會選擇將上升的人工成本部分或全部轉移到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中，很多受法定最低工資影響較大的速食店、茶餐廳、大廈管理公司等，已經或正計劃提高產品價格或大廈管理費。
沒有完美的公共政策可以讓涉及的相關利益各方都滿意。即使對於政府的派錢舉措，也存在關於應派與否、獲派對象資格、派發方式以及應派額度等的爭論與爭議。一項公共政策應否實施關鍵取決於其是否滿足成本效益原則，創造足夠多的正向社會價值。
政府的職責在於醞釀和實施某項公共政策的過程中，要周全考慮，完善配套，最大化其正面效應，最小化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毫無疑問，最低工資立法將使大多數低收入勞工受益，創造正面的社會價值，但政府也需要扛起責任，完善各種配套措施，降低最低工資立法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
政府應提供失業配套措施
對於因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將被長時間排擠出就業市場的勞工，政府應及時提供各種配套設施；對於暫時失去工作的勞工，政府應完善就業仲介服務，幫助其盡快實現再就業，同時為失業人員，尤其是失業年輕人和欠缺工作經驗勞工，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訓服務，提高其再就業能力；政府還應體認到因實施法定最低工資而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結構的改變，以及引發的相關社會保障制度的連鎖反應，及時調整強積金繳交入息下限、公屋居屋等申請條件以及其他社會保障計劃的資格要求，避免在職低收入勞工名義上受益實質上受損情形的發生。
《最低工資條例》的實施，對香港的勞動力市場是一個重大變革。隨着法定最低工資的逐步落實，其對於保障弱勢勞工權益、減少社會貧窮、促進本港社會和諧發展的正面效應，會漸次顯現，但同時也會暴露出問題和不足，例如短時期內失業率上升、勞資關係緊張等，政府應查缺補漏，善盡監督、協調、保障之責，集合社會各方面支援，最大限度地發揮法定最低工資功用，貢獻於本港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香港浸會大學商學院院長
張仁良
2011年5月17日 星期二
人幣存款急升港元增貨幣替代風險
信報財經新聞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1-05-18
金管局最新資料顯示，香港的人民幣存款激增，截至三月底高逾四千五百億元。從二○○九年底，即人民幣存款約七百億的規模計算，短短年餘之間，增長暴升逾五倍，佔香港的存款總額比率，也由百分之二激增至當前近百分之十五，升勢凌厲，此舉或許有人鼓掌，認為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成效可觀，但從目前香港通脹壓力沉重、美元貶值、人民幣滙價高升等複合因素考慮，人民幣存款和流通規模在本地持續擴大，港元受到「貨幣替代」的衝擊和風險也相應增加。
按照當代貨幣經濟學家蒙代爾的理論，在發展經濟體，高通脹引發「貨幣替代」的現象相當普遍。若干實證研究也不約而同指出，在替代的過程中，外幣首先用作價值儲存，接着作為記賬單位，繼後作交易媒介。人民幣儲存及流通的貨幣功能，過去幾年，一定程度上在香港體現了這個過程，且不斷深化。如今在消費和零售的各行業層面，接受人民幣作交易媒介，覆蓋面也愈來愈廣。
澳門金管局二○○三年一份研究報告，曾對港元在澳門廣泛應用產生的「貨幣替代」作出分析。結論雖未能具體評估此舉對當地經濟的影響，但指出「
毫
無疑問地減低大眾對澳門元的需求」。
面對人民幣存款和流通規模擴大，里昂證券最近在一份策略報告中強調，香港銀行可能面臨港元流動性短缺的問題，理論上此舉可推高借貸成本。野村證券一份報告也提出類似問題，指出中國擔心人民幣存款激增，可能會破壞香港市民對港元的信心，反映人民幣存款急增引發的金融問題已告浮現，並逐漸受到各方關注。
看深一層，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以香港作人民幣離岸中心，主要目的是彌補內地金融發展的不足，並為內地受抑制的金融需求提供服務。過去五十年，香港作為內地加工貿易的轉口港、外國直接投資︵FDI︶的來源地、國內企業海外融資平台，都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從中也取得不少機遇和益處。但每個角色隨着內地放鬆相關的管制領域，功能逐步減弱，最終需要不斷尋找新增長據點。當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中國完全開放資本賬目，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角色的重要性也必然弱化。
雖然有論者認為，在人民幣還未完全可自由兌換前，對於人民幣取代港元實不必過於憂慮。然而在全球經濟失衡、香港通脹惡化升級、美元持續貶值、人民幣升值預期有增無減的變局下，人民幣加速國際化、與香港加速發展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所形成及滙合的變化動力，對香港的發展顯然並非無風無險。
對香港來說，人民幣存款和流通規模擴大，對港元造成一定的貨幣替代衝擊，在目前通脹加劇的形勢下，風險成正比增加；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過程，也考驗港元聯繫滙率；基於目前內地還有資本管制，金融市場上的人民幣供應數量有一定限制，亦隱含了不可小覷的投機風險。
據金管局的資料，除人民幣存款大增外，今年首四個月，人民幣債券發行量達一百八十五億元，相等於去年全年發行量的五成一；首季經香港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有三千一百零八億元人民幣，相等於去年全年總量的八成四。照發展情況看，香港積極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步伐「一日千里」，但顯然也不能急於求成而忽略箇中風險。
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愈高，在香港的儲存及流通規模愈大，應用範疇愈廣，港元受到「貨幣替代」衝擊風險也就愈大A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1-05-18
金管局最新資料顯示，香港的人民幣存款激增，截至三月底高逾四千五百億元。從二○○九年底，即人民幣存款約七百億的規模計算，短短年餘之間，增長暴升逾五倍，佔香港的存款總額比率，也由百分之二激增至當前近百分之十五，升勢凌厲，此舉或許有人鼓掌，認為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成效可觀，但從目前香港通脹壓力沉重、美元貶值、人民幣滙價高升等複合因素考慮，人民幣存款和流通規模在本地持續擴大，港元受到「貨幣替代」的衝擊和風險也相應增加。
按照當代貨幣經濟學家蒙代爾的理論，在發展經濟體，高通脹引發「貨幣替代」的現象相當普遍。若干實證研究也不約而同指出，在替代的過程中，外幣首先用作價值儲存，接着作為記賬單位，繼後作交易媒介。人民幣儲存及流通的貨幣功能，過去幾年，一定程度上在香港體現了這個過程，且不斷深化。如今在消費和零售的各行業層面，接受人民幣作交易媒介，覆蓋面也愈來愈廣。
澳門金管局二○○三年一份研究報告，曾對港元在澳門廣泛應用產生的「貨幣替代」作出分析。結論雖未能具體評估此舉對當地經濟的影響，但指出「
毫
無疑問地減低大眾對澳門元的需求」。
面對人民幣存款和流通規模擴大，里昂證券最近在一份策略報告中強調，香港銀行可能面臨港元流動性短缺的問題，理論上此舉可推高借貸成本。野村證券一份報告也提出類似問題，指出中國擔心人民幣存款激增，可能會破壞香港市民對港元的信心，反映人民幣存款急增引發的金融問題已告浮現，並逐漸受到各方關注。
看深一層，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以香港作人民幣離岸中心，主要目的是彌補內地金融發展的不足，並為內地受抑制的金融需求提供服務。過去五十年，香港作為內地加工貿易的轉口港、外國直接投資︵FDI︶的來源地、國內企業海外融資平台，都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從中也取得不少機遇和益處。但每個角色隨着內地放鬆相關的管制領域，功能逐步減弱，最終需要不斷尋找新增長據點。當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中國完全開放資本賬目，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角色的重要性也必然弱化。
雖然有論者認為，在人民幣還未完全可自由兌換前，對於人民幣取代港元實不必過於憂慮。然而在全球經濟失衡、香港通脹惡化升級、美元持續貶值、人民幣升值預期有增無減的變局下，人民幣加速國際化、與香港加速發展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所形成及滙合的變化動力，對香港的發展顯然並非無風無險。
對香港來說，人民幣存款和流通規模擴大，對港元造成一定的貨幣替代衝擊，在目前通脹加劇的形勢下，風險成正比增加；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過程，也考驗港元聯繫滙率；基於目前內地還有資本管制，金融市場上的人民幣供應數量有一定限制，亦隱含了不可小覷的投機風險。
據金管局的資料，除人民幣存款大增外，今年首四個月，人民幣債券發行量達一百八十五億元，相等於去年全年發行量的五成一；首季經香港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有三千一百零八億元人民幣，相等於去年全年總量的八成四。照發展情況看，香港積極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步伐「一日千里」，但顯然也不能急於求成而忽略箇中風險。
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愈高，在香港的儲存及流通規模愈大，應用範疇愈廣，港元受到「貨幣替代」衝擊風險也就愈大A
2011年5月15日 星期日
政府須提出公共開支上限的理據
信報財經新聞
P23 | 時事評論 | By 鄧樹雄 標示關鍵字
坐擁六千億元財政儲備而編製的2011╱12 年度預算案。所提的紓困措施竟惹來「史上最廢預算案」的罵名，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弄得焦頭爛額，不得不於一周後提出修訂。這究竟是曾俊華力有不逮、理財原則出問題，抑或是泛政治化的必然結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為政府開支定上限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於3 月初在北京出席政協會議，回應記者詢問時表示「曾俊華大幅修改預算案內容，反映現實環境已改變，預算案亦由過去以理性、審慎理財角度出發，變為相當政治化，有聲音認為政府的角色及財政開支應要處理政治訴求」（見3 月4 日《明報》）。
劉兆佳多從政治角度看政策問題，在眾多對預算案的批評中，他特別點出政府角色與財政開支要處理政治訴求的問題，更呼籲各界作廣泛討論。原來財政開支多少，端視政府在社會及經濟領域扮演什麼角色而定，而「大市場、小政府」是當前特區政府財政政策的最重要經濟原則。
根據曾俊華向各界諮詢2009╱10 預算案時發表的背景資料，所謂「小政府」，就是「通過緊守財政紀律，把公共開支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20％以下」。這也是財政預算準則自2006╱07 年度開始的一項要求。公共開支是政府開支加上獎券基金及房委會的開支，後兩者的數額不大，約只及政府開支的5％，所以討論時只集中談政府開支是可以接受的。
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稱為公營部門，為公營部門定出上限，目的就是要規限政府開支。當然，政府開支不多，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質與量就難以提升，民生福利必然受損，難怪各界對年度預算案多提出各種各樣改善民生福的開支建議。但常為財政司司長以擴大開支超逾公營部門上限為由而拒絕採納，深層次矛盾頓生，可見劉兆佳洞察入微。
市民難明當前政策
難怪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3 月中人大及政協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中，亦提及特區政府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及致力改善民生。
而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更倡議採取比較進取的財政政策，把支援弱勢社群的一次過開支納入經常開支內，梁振英認為這遠勝於先制訂一個保守的財政開支預算，待有較大盈餘後，才在下年度預算案派發上年度盈餘。
雖然增加政府開支的要求此起彼落，但2011╱12 預算案已成定案，難再修訂，那麼未來的預算案又會否重複本年度之爭議？劉兆佳呼籲各界須廣泛討論實有其道理。香港發展論壇於4 月11 日舉行「未來香港需要怎樣的預算案」研討會，探討特區政府編製未來預算案的理財哲學和管治理念等，其中一位講者竟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他出任立法會主席前常撰文討論財政政策，甚有見地，但自出任立法會主席後，為要保持中立，甚少公開評論政策，這次竟不惜有損其中立形象，於研討會發言，可見曾鈺成心懷香港，有話要說。他發言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對把小政府量化為不超過20％的公營部門的質疑，他說： 「什麼叫小政府？公共開支不超過GDP 的20％，《基本法》沒有寫，如何得來亦不清楚。」他更質疑當香港政制全面普選時，政府能否落實此準則？
曾鈺成一語中的。《基本法》第107 條關乎審慎理財的條文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當中並無提及公營部門上限的標準，為何特區政府視之為財政政策最重要的經濟原則？連資深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不清楚其理據，一般市民更是茫無頭緒，難怪不易理解當前政策。或許從香港財政政策的發展可看出點端倪。
麥理浩改變策略
各地政府均須面對如何定出合理開支的難題，因市民不斷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而政府則須量入為出，審慎理財，故爭論不休；加以政黨輪替當政，政綱不同，爭議更大。
港英殖民地政府於七十年代前，只提供小量的社會服務，既沒有免費教育，更無公共援助，故公營部門常低於10％；民生困乏，難免社會不穩，騷動頻生。七十年代初上任的港督麥理浩遂改變策略，大力發展各種社會服務，為香港日後的社會發展奠下基礎，以致公營部門持續上升，到1976╱77年度預算案的公營部門竟首次高達20％。
面對財政收支不平衡，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遂提出公營部門的上限應為20％（見1976╱77 預算案210 段）。除考慮財政收支外，夏鼎基並無提出任何財經理論支持其建議。但其後數個年度公營部門仍維持於高水平，更且升逾20％的上限，夏鼎基其後不得不承認「要規定公營部門相對體積的最高極限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見1980╱81預算案第92 段），直認在1976╱77 預算案是以略為機械地訂出20％的公營部門上限；所以夏鼎基最終放棄了這一上限，並盡量避免過分明確地界定公營部門上限。不過，他認為隨着香港的社會與經濟發展，香港是可以容納較大的公營部門的。
八十年代初，中英有關香港前途談判及1982 年的經濟不景，令到自1982年起的香港經濟持續放緩，而政府開支不能大幅削減， 導致1982╱83 及1983╱84 年度結算的公營部門，分別高達24.2%及24.1％。所以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非常認同夏鼎基的看法，他說： 「並沒有一套邏輯規則能夠釐定公營部門佔用資源的適當份量是多少，……支配着我們的並不是邏輯，而是環境和歷史。……以香港來說，我個人認為，不論怎樣都沒有任何理想的百分率數字可言」（ 見1982╱83 預算案23-35段）。各界對此多無異議，特別讚賞彭勵治在經濟放緩時，不立即大幅削減開支的政策，可見公營部門接近25％是可以接受的。
首次提及公營部門上限
其後彭勵治於1986╱87 預算案設立《中期預測》的預算管理方法，在其中的財政預算準則項下，制訂開支總額增長準則，要求「開支增長在一段期間不應超逾經濟增長」。這亦有控制開支過度增長的作用。
香港統計處自八十年代起，曾多次重估及大幅調高本地生產總值，故公營部門亦相繼大幅回落，經修訂後的公營部門在九七回歸前從未超過20％；1982╱83 年度的公營部門亦由24.2％下調至18.5％，竟然巧合的遵守了夏鼎基於1976╱77 年度提出、其後又放棄了20％的公營部門上限的準則，但彭勵治並非刻意以該上限來規劃開支。
雖然夏鼎基和彭勵治早已放棄設立公營部門上限，但從八十年代中草擬《基本法》時，卻不斷有委員要求把20％的公營部門上限寫進《基本法》的財稅條文，藉以抗衡民主派議員通過擴大政府開支來濫發社會福利，博取政治勢力。這一建議經多番激烈爭論，連當時的港英政府也大力反對，最終該要求不獲《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接納，其理由應與夏鼎基和彭勵治對此問題的想法相若。
政府可嚴格控制開支，卻難以控制經濟表現。回歸後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 年香港經濟負增長，而政府開支不可能大幅減少，政府更採用反經濟周期的開支政策，致令公營部門急升至1998╱99 年度的21.3％，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只希望《中期預測》的期末年度（即四年後）能夠回復到20％的公營部門（詳見1999 ╱00 預算案附錄甲表示），可見這20％的公營部門仍是一個隱蔽的目標。但其後不景氣持續，公營部門仍維持在21％至22％之間。
當梁錦松於2001 年中接任財政司司長後，提出的第一份預算案（即2002╱03 年度）的公營部門竟高達22.9％，他也在該預算案《中期預測》的期末年度（即20 06╱07）列出20％的公營部門目標；為達到此一目標，梁錦松更把原預計在2006╱07 年度經營開支的二千二百億元，大力削減至二千億元，他更把這一目標寫進開支總額增長準則內，這是自八十年代中制訂《中期預測》後，首次在開支總額增長準則提及公營部門上限。雖然這只是《中期預測》期末年度的目標，但作為一項財政預算準則，意義重大，因這改變了夏鼎基和彭勵治不明確界定公營部門上限的政策。
未來爭議必更趨激烈
唐英年於2003 年接任財政司司長，他大力削支，竟能提早於2005╱06 年度達到公營部門低於20％的目標。其後他更於2006╱07預算案把「開支總額增長準則」修訂為「開支政策準則」，明確表示「政府的目標是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20％或以下」，把梁錦松訂下《中期預測》期末年度達到公營部門上限的目標，變為整個《中期預測》期內的目標。
對這一重要的政策轉變， 唐英年在2006╱07 年預算案演辭內竟隻字不提，沒有解釋政策轉變的理由和分析其優劣，也難怪連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察覺不到，直言這一上限「如何得來亦不清楚」。
為何七十年代夏鼎基及八十年代彭勵治放棄硬性規定公營部門上限的論點現已不再適合？為何在財政儲備急升、財政狀況極度充裕，而經濟長遠發展及人口老化對公共服務的質與量的需求大增的情況下，政府還要正式引入公營部門上限的矛盾政策？難怪曾鈺成要質問理據何在。
如果唐英年與曾俊華繼續迴避討論此一問題，各界更質疑政府錯誤理解審慎理財，未來預算案的爭議必更趨激烈。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雷鼎鳴教授外遊，專欄暫停一期，下周恢復。
鄧樹雄
P23 | 時事評論 | By 鄧樹雄 標示關鍵字
坐擁六千億元財政儲備而編製的2011╱12 年度預算案。所提的紓困措施竟惹來「史上最廢預算案」的罵名，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弄得焦頭爛額，不得不於一周後提出修訂。這究竟是曾俊華力有不逮、理財原則出問題，抑或是泛政治化的必然結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為政府開支定上限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於3 月初在北京出席政協會議，回應記者詢問時表示「曾俊華大幅修改預算案內容，反映現實環境已改變，預算案亦由過去以理性、審慎理財角度出發，變為相當政治化，有聲音認為政府的角色及財政開支應要處理政治訴求」（見3 月4 日《明報》）。
劉兆佳多從政治角度看政策問題，在眾多對預算案的批評中，他特別點出政府角色與財政開支要處理政治訴求的問題，更呼籲各界作廣泛討論。原來財政開支多少，端視政府在社會及經濟領域扮演什麼角色而定，而「大市場、小政府」是當前特區政府財政政策的最重要經濟原則。
根據曾俊華向各界諮詢2009╱10 預算案時發表的背景資料，所謂「小政府」，就是「通過緊守財政紀律，把公共開支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20％以下」。這也是財政預算準則自2006╱07 年度開始的一項要求。公共開支是政府開支加上獎券基金及房委會的開支，後兩者的數額不大，約只及政府開支的5％，所以討論時只集中談政府開支是可以接受的。
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稱為公營部門，為公營部門定出上限，目的就是要規限政府開支。當然，政府開支不多，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質與量就難以提升，民生福利必然受損，難怪各界對年度預算案多提出各種各樣改善民生福的開支建議。但常為財政司司長以擴大開支超逾公營部門上限為由而拒絕採納，深層次矛盾頓生，可見劉兆佳洞察入微。
市民難明當前政策
難怪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3 月中人大及政協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中，亦提及特區政府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及致力改善民生。
而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更倡議採取比較進取的財政政策，把支援弱勢社群的一次過開支納入經常開支內，梁振英認為這遠勝於先制訂一個保守的財政開支預算，待有較大盈餘後，才在下年度預算案派發上年度盈餘。
雖然增加政府開支的要求此起彼落，但2011╱12 預算案已成定案，難再修訂，那麼未來的預算案又會否重複本年度之爭議？劉兆佳呼籲各界須廣泛討論實有其道理。香港發展論壇於4 月11 日舉行「未來香港需要怎樣的預算案」研討會，探討特區政府編製未來預算案的理財哲學和管治理念等，其中一位講者竟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他出任立法會主席前常撰文討論財政政策，甚有見地，但自出任立法會主席後，為要保持中立，甚少公開評論政策，這次竟不惜有損其中立形象，於研討會發言，可見曾鈺成心懷香港，有話要說。他發言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對把小政府量化為不超過20％的公營部門的質疑，他說： 「什麼叫小政府？公共開支不超過GDP 的20％，《基本法》沒有寫，如何得來亦不清楚。」他更質疑當香港政制全面普選時，政府能否落實此準則？
曾鈺成一語中的。《基本法》第107 條關乎審慎理財的條文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當中並無提及公營部門上限的標準，為何特區政府視之為財政政策最重要的經濟原則？連資深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不清楚其理據，一般市民更是茫無頭緒，難怪不易理解當前政策。或許從香港財政政策的發展可看出點端倪。
麥理浩改變策略
各地政府均須面對如何定出合理開支的難題，因市民不斷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而政府則須量入為出，審慎理財，故爭論不休；加以政黨輪替當政，政綱不同，爭議更大。
港英殖民地政府於七十年代前，只提供小量的社會服務，既沒有免費教育，更無公共援助，故公營部門常低於10％；民生困乏，難免社會不穩，騷動頻生。七十年代初上任的港督麥理浩遂改變策略，大力發展各種社會服務，為香港日後的社會發展奠下基礎，以致公營部門持續上升，到1976╱77年度預算案的公營部門竟首次高達20％。
面對財政收支不平衡，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遂提出公營部門的上限應為20％（見1976╱77 預算案210 段）。除考慮財政收支外，夏鼎基並無提出任何財經理論支持其建議。但其後數個年度公營部門仍維持於高水平，更且升逾20％的上限，夏鼎基其後不得不承認「要規定公營部門相對體積的最高極限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見1980╱81預算案第92 段），直認在1976╱77 預算案是以略為機械地訂出20％的公營部門上限；所以夏鼎基最終放棄了這一上限，並盡量避免過分明確地界定公營部門上限。不過，他認為隨着香港的社會與經濟發展，香港是可以容納較大的公營部門的。
八十年代初，中英有關香港前途談判及1982 年的經濟不景，令到自1982年起的香港經濟持續放緩，而政府開支不能大幅削減， 導致1982╱83 及1983╱84 年度結算的公營部門，分別高達24.2%及24.1％。所以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非常認同夏鼎基的看法，他說： 「並沒有一套邏輯規則能夠釐定公營部門佔用資源的適當份量是多少，……支配着我們的並不是邏輯，而是環境和歷史。……以香港來說，我個人認為，不論怎樣都沒有任何理想的百分率數字可言」（ 見1982╱83 預算案23-35段）。各界對此多無異議，特別讚賞彭勵治在經濟放緩時，不立即大幅削減開支的政策，可見公營部門接近25％是可以接受的。
首次提及公營部門上限
其後彭勵治於1986╱87 預算案設立《中期預測》的預算管理方法，在其中的財政預算準則項下，制訂開支總額增長準則，要求「開支增長在一段期間不應超逾經濟增長」。這亦有控制開支過度增長的作用。
香港統計處自八十年代起，曾多次重估及大幅調高本地生產總值，故公營部門亦相繼大幅回落，經修訂後的公營部門在九七回歸前從未超過20％；1982╱83 年度的公營部門亦由24.2％下調至18.5％，竟然巧合的遵守了夏鼎基於1976╱77 年度提出、其後又放棄了20％的公營部門上限的準則，但彭勵治並非刻意以該上限來規劃開支。
雖然夏鼎基和彭勵治早已放棄設立公營部門上限，但從八十年代中草擬《基本法》時，卻不斷有委員要求把20％的公營部門上限寫進《基本法》的財稅條文，藉以抗衡民主派議員通過擴大政府開支來濫發社會福利，博取政治勢力。這一建議經多番激烈爭論，連當時的港英政府也大力反對，最終該要求不獲《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接納，其理由應與夏鼎基和彭勵治對此問題的想法相若。
政府可嚴格控制開支，卻難以控制經濟表現。回歸後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 年香港經濟負增長，而政府開支不可能大幅減少，政府更採用反經濟周期的開支政策，致令公營部門急升至1998╱99 年度的21.3％，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只希望《中期預測》的期末年度（即四年後）能夠回復到20％的公營部門（詳見1999 ╱00 預算案附錄甲表示），可見這20％的公營部門仍是一個隱蔽的目標。但其後不景氣持續，公營部門仍維持在21％至22％之間。
當梁錦松於2001 年中接任財政司司長後，提出的第一份預算案（即2002╱03 年度）的公營部門竟高達22.9％，他也在該預算案《中期預測》的期末年度（即20 06╱07）列出20％的公營部門目標；為達到此一目標，梁錦松更把原預計在2006╱07 年度經營開支的二千二百億元，大力削減至二千億元，他更把這一目標寫進開支總額增長準則內，這是自八十年代中制訂《中期預測》後，首次在開支總額增長準則提及公營部門上限。雖然這只是《中期預測》期末年度的目標，但作為一項財政預算準則，意義重大，因這改變了夏鼎基和彭勵治不明確界定公營部門上限的政策。
未來爭議必更趨激烈
唐英年於2003 年接任財政司司長，他大力削支，竟能提早於2005╱06 年度達到公營部門低於20％的目標。其後他更於2006╱07預算案把「開支總額增長準則」修訂為「開支政策準則」，明確表示「政府的目標是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20％或以下」，把梁錦松訂下《中期預測》期末年度達到公營部門上限的目標，變為整個《中期預測》期內的目標。
對這一重要的政策轉變， 唐英年在2006╱07 年預算案演辭內竟隻字不提，沒有解釋政策轉變的理由和分析其優劣，也難怪連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察覺不到，直言這一上限「如何得來亦不清楚」。
為何七十年代夏鼎基及八十年代彭勵治放棄硬性規定公營部門上限的論點現已不再適合？為何在財政儲備急升、財政狀況極度充裕，而經濟長遠發展及人口老化對公共服務的質與量的需求大增的情況下，政府還要正式引入公營部門上限的矛盾政策？難怪曾鈺成要質問理據何在。
如果唐英年與曾俊華繼續迴避討論此一問題，各界更質疑政府錯誤理解審慎理財，未來預算案的爭議必更趨激烈。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雷鼎鳴教授外遊，專欄暫停一期，下周恢復。
鄧樹雄
Test
test
單看型號便知 Wildfire S 是上一代 Wildfire 的後繼機種，新作 Wildfire S 無論屏幕尺寸或是鏡頭均與 Wildfire 一樣，但屏幕的解像度則增加至 480 X 320，細緻度更佳。另外，Wildfire S 也刪減了光學感應按鍵，改用全觸控功能鍵操作。其他主要升級還包括 CPU 由 528 MHz 升至 600MHz，記憶體亦由 348 MB 增加至 512MB。
售價：待定
查詢：3520 1234
另一款將在下周推出的手機為 Sony Ericsson W8，採用 Android 2.1 平台的 W8 力推音樂智能，是首款以 Walkman crossover Android 的手機。W8 的用戶界面將與其他 Xperia mini 系列手機上所擁有功能相同，均可提供一鍵式即按進入用戶的喜愛應用程式。W8 加入快速開啟 Walkman 播放列表和播放器功能，而且它還配備了遠端控制功能的 Hi-Fi 耳機 MH810，專為喜歡以手機聽歌的用家而設。
2011年4月13日 星期三
微型金融不易行
明報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95,578) 2011-04-13
A29 | 觀點 | 公共政策評析 | By 蘇偉文 標示關鍵字
今年預算案的風風雨雨教人不勝唏噓，筆者無意在預算案裏再作文章，反而在預算案中提到的微型金融，財政司長已交由按揭證券公司研究是否在香港可行。筆者以為，微型金融在香港不易闖出名堂，因為香港在培植微型金融方面的土壤不足，微型金融在香港的成效並不會如其他地方般高。
微型金融的興起，首推孟加拉的農村銀行，是以合作社形式經營，由一個群體內的成員組成微型金融機構，成員可向微型金融機構借貸，通常涉及的貸款銀碼不高，而且借款人的借貸目的，往往在於得到起始資金去進行生產。由於微型金融機構屬於各成員，所以免除了傳統金融機構的中間費用，而且由於借款人皆是微型金融所屬群體的成員，借款人的借貸目的自是逃不過其他成員的審核，所以微型金融的信貸風險，反過來比傳統的金融機構的低，微型金融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發展迅速。談到這裏，微型金融好像已是經濟落後的專利，這也難怪，因為微型金融一詞由世界銀行全球推廣，其「扶貧諮詢委員會」更是研究微型金融的國際權威機構。
在香港，要以微型金融來扶貧，甚至是扶持年輕人創業卻不容易。首先，香港的初級生產佔生產總值已不至1%，微型金融起家的農村經濟已不存在，所以香港假若真的要搞微型金融，也只能朝創業的方向發展。然而，香港的創業成本很高，兼且失敗率很高，假若是以借貸形式的將款項供出去，借款人的還款很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若簡單的以為可以應用微型金融模式，以創業方法來解決失業和貧窮，這是一個不夠深思熟慮的想法。
其實香港青年協會有一個類似微型金融的創業貸款計劃，主要是借款給有志創業的年輕人，雖則借貸金額不高，但借款人可以得到創業計劃上的輔導意見，該計劃並且已有些成績。可是，這並不等於微型金融在香港可以成功。因為青協的貸款是免息的借貸，對創業者來說是很有利，而且青協提供的創業輔導是免費的，不少專業人士以服務社會的角度，來為青年人提供創業意見，減低其失敗的機會，其實假如我們將利息和諮詢的成本算進去，青協的計劃其實用性和成功便大打折扣。
引入商業考慮成功機會難說
所以，在微型金融的應用上，我們若只視之為一種福利，不計利息和其他行政開支，其生存空間還是有的。若我們將微型金融交由商業銀行打理，商業銀行必然會以商業角度去處理，也就是以賺錢為目的，一旦引入商業考慮，微型金融的成功機會便很難說了。
最近印度的微型金融發生危機，也令人對微型金融產生疑問──去年印度不少經微型金融借貸的農民，在政客的煽動下拒絕償還貸款。當一項金融活動和福利難以區分時，後果是不可預料的。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A29 | 觀點 | 公共政策評析 | By 蘇偉文 標示關鍵字
今年預算案的風風雨雨教人不勝唏噓，筆者無意在預算案裏再作文章，反而在預算案中提到的微型金融，財政司長已交由按揭證券公司研究是否在香港可行。筆者以為，微型金融在香港不易闖出名堂，因為香港在培植微型金融方面的土壤不足，微型金融在香港的成效並不會如其他地方般高。
微型金融的興起，首推孟加拉的農村銀行，是以合作社形式經營，由一個群體內的成員組成微型金融機構，成員可向微型金融機構借貸，通常涉及的貸款銀碼不高，而且借款人的借貸目的，往往在於得到起始資金去進行生產。由於微型金融機構屬於各成員，所以免除了傳統金融機構的中間費用，而且由於借款人皆是微型金融所屬群體的成員，借款人的借貸目的自是逃不過其他成員的審核，所以微型金融的信貸風險，反過來比傳統的金融機構的低，微型金融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發展迅速。談到這裏，微型金融好像已是經濟落後的專利，這也難怪，因為微型金融一詞由世界銀行全球推廣，其「扶貧諮詢委員會」更是研究微型金融的國際權威機構。
在香港，要以微型金融來扶貧，甚至是扶持年輕人創業卻不容易。首先，香港的初級生產佔生產總值已不至1%，微型金融起家的農村經濟已不存在，所以香港假若真的要搞微型金融，也只能朝創業的方向發展。然而，香港的創業成本很高，兼且失敗率很高，假若是以借貸形式的將款項供出去，借款人的還款很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若簡單的以為可以應用微型金融模式，以創業方法來解決失業和貧窮，這是一個不夠深思熟慮的想法。
其實香港青年協會有一個類似微型金融的創業貸款計劃，主要是借款給有志創業的年輕人，雖則借貸金額不高，但借款人可以得到創業計劃上的輔導意見，該計劃並且已有些成績。可是，這並不等於微型金融在香港可以成功。因為青協的貸款是免息的借貸，對創業者來說是很有利，而且青協提供的創業輔導是免費的，不少專業人士以服務社會的角度，來為青年人提供創業意見，減低其失敗的機會，其實假如我們將利息和諮詢的成本算進去，青協的計劃其實用性和成功便大打折扣。
引入商業考慮成功機會難說
所以，在微型金融的應用上，我們若只視之為一種福利，不計利息和其他行政開支，其生存空間還是有的。若我們將微型金融交由商業銀行打理，商業銀行必然會以商業角度去處理，也就是以賺錢為目的，一旦引入商業考慮，微型金融的成功機會便很難說了。
最近印度的微型金融發生危機，也令人對微型金融產生疑問──去年印度不少經微型金融借貸的農民，在政客的煽動下拒絕償還貸款。當一項金融活動和福利難以區分時，後果是不可預料的。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2011年4月12日 星期二
特首候選人須回應溫總忠告
信報財經新聞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1,000) 2011-04-13
P22 | 時事評論 | By 鄧樹雄
編按：總理溫家寶於3 月人大會議後，曾指出「香港有充裕儲備……，應致力改善民生」。筆者昨天以此分析特區政府坐擁雄厚外滙儲備，今天則探討政府是否有着力改善民生之策。
溫總提出特區政府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照顧弱勢社群，致力改善民生。
換言之，特區政府要增加社會保障和民生的開支。特區政府回應時指出，2011 ╱12 預算案政府開支增加了22.3％，而56％的經營開支是用於教育、衞生和社會福利方面。
從上述數字看，似乎特區政府非常關顧民生，但這無法解釋醫護人員長期不足，專科門診輪候期不斷延長；中小學縮班嚴重；大學本科生學額長期不變；教育開支佔本地總產值的比例偏低；退休保障嚴重不足及不復建居屋等。原來這是多年來壓縮經營開支的後遺症。
2002 年初，政府內部一個委員會作出特區政府因亞洲金融危機而出現結構性赤字，即經營賬長期赤字，無法支援非經營開支，以致綜合賬目亦長期出現赤字。
為了解決此問題，特區政府遂推出最嚴厲的節流目標， 於2002╱03 預算案中逐步削減該年度及其後數年度的經營開支， 目標是把原來規劃在2006╱07 年度高達22 00 億元的經營開支，削減至2000 億元。
經營開支涉及各種社會服務和民生開支，雖然財政司司長強調通過提高行政效率及更有效運用資源作彌補，但民生受損乃無可避免，而且削支甚速，並不理會社會的承受能力，削支目標竟提前於2005╱06 年度達到，該年度經營開支為1947 億元， 更低於2006╱07 年度2000 億元的目標， 故從2006╱07 年度起便取消了200 0 億元經營開支上限的目標了。
香港經濟自2004 年起強勁復蘇，由2004年至2007 年的實質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5％、7.1％、7.0％及6.4％；可是，2006╱07 年度經營開支仍只是1957 億元，2007╱08 年度則稍微增至2047 億元。換言之，從2001╱02到2007╱08 的七個年度，經營開支基本上沒有增加。
一次過撥款變小恩小惠
其後， 年度經營開支雖有增加， 但2010╱11 年度的經營開支只是2407 億元，只較2003╱04 年度實施節流時的2032 億元只增加18.5％，而同期的名義本地總產值則增加41.6％。可見經營開支經數年節流後，難以回復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應有水平，經營開支無論在質及量均有所減退，這是特區政府為達致盈餘及累積財政儲備而欠港人的債。
財政司司長也許察覺到經營開支的嚴重滯後，故近年也嘗試作較大幅度的增加。不過，近年財政司司長喜作一次過撥款，例如額外增發一個月綜援金、向學生發放一次過津貼、代繳兩個月公屋租金等，這些都是一次過措施，多視上年度修訂盈餘是否大幅度超逾預算案預測而定。這種以一次過措施的所謂與民共享繁榮、還富於民，無可否認即時幫助綜援和低收入家庭，卻反映出特區政府不願作出改善社會保障和民生福利的長遠財政承擔，一次過撥款變成小恩小惠。
注資強積金難解貧富懸殊
在社會保障方面，自2000 年推出私營強積金後，特區政府無視私營強積金不足以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竟然有進一步研究建立相關的退休保障制度作補充，單靠以財政支出一次過注資強積金，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也無助於緩解日益惡化的貧富懸殊問題；溫總建議特區政府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誠一針見血之言。
溫總建議特區政府增加社會保障和民生開支，溫總當然清楚特區政府2011╱12 預算案公開支持佔本地總產值的比重（簡稱公營部門）已高達21％；曾俊華提出修訂後更會調升，超過開支總額準則中公營部門上限為20％或以下的目標。但溫總仍建議特區政府增加社會保障和民生的開支，足見溫總認為改善社會保障和民生較堅守公營部門不逾20％的準則更重要，《基本法》第107 條並無提及公營部門上限，曾俊華宜應檢討及修訂公營部門上限的準則。
特區政府標榜行政主導，向來不願（許多時是不屑或不敢）與各界深入問題重心作理性討論，以及作出政策變革。這種表面看來政策穩定，卻無法適應社會新環境的挑戰，無法善用財政資源改善民生，反而造成政府與市民及行政與立法的對立，製造社會不穩，不啻是對追求「穩壓壓倒一切」的特區政府的一大諷刺。
溫總的忠告簡單明確，挑戰特區政府當前政策和管治思維。從特區政府回應溫總忠告時的避重就輕，迴避原則性問題，相信曾俊華也不會在2011╱12 預算案辯論總結陳辭或在2012╱13 預算案作深入的討論，將會再一次教溫總及港人失望。
猶幸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在即，溫總八年來對特區政府的忠告與建議應成為候選人辯論的主題，行政長官是加深或緩解本港深層次矛盾的關鍵人物，所以候選人必須詳細闡釋其施政理念與方針，對當前政策的看法及對溫總忠告的回應，好讓港人釋懷。
二之二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鄧樹雄
P22 | 時事評論 | By 鄧樹雄
編按：總理溫家寶於3 月人大會議後，曾指出「香港有充裕儲備……，應致力改善民生」。筆者昨天以此分析特區政府坐擁雄厚外滙儲備，今天則探討政府是否有着力改善民生之策。
溫總提出特區政府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照顧弱勢社群，致力改善民生。
換言之，特區政府要增加社會保障和民生的開支。特區政府回應時指出，2011 ╱12 預算案政府開支增加了22.3％，而56％的經營開支是用於教育、衞生和社會福利方面。
從上述數字看，似乎特區政府非常關顧民生，但這無法解釋醫護人員長期不足，專科門診輪候期不斷延長；中小學縮班嚴重；大學本科生學額長期不變；教育開支佔本地總產值的比例偏低；退休保障嚴重不足及不復建居屋等。原來這是多年來壓縮經營開支的後遺症。
2002 年初，政府內部一個委員會作出特區政府因亞洲金融危機而出現結構性赤字，即經營賬長期赤字，無法支援非經營開支，以致綜合賬目亦長期出現赤字。
為了解決此問題，特區政府遂推出最嚴厲的節流目標， 於2002╱03 預算案中逐步削減該年度及其後數年度的經營開支， 目標是把原來規劃在2006╱07 年度高達22 00 億元的經營開支，削減至2000 億元。
經營開支涉及各種社會服務和民生開支，雖然財政司司長強調通過提高行政效率及更有效運用資源作彌補，但民生受損乃無可避免，而且削支甚速，並不理會社會的承受能力，削支目標竟提前於2005╱06 年度達到，該年度經營開支為1947 億元， 更低於2006╱07 年度2000 億元的目標， 故從2006╱07 年度起便取消了200 0 億元經營開支上限的目標了。
香港經濟自2004 年起強勁復蘇，由2004年至2007 年的實質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5％、7.1％、7.0％及6.4％；可是，2006╱07 年度經營開支仍只是1957 億元，2007╱08 年度則稍微增至2047 億元。換言之，從2001╱02到2007╱08 的七個年度，經營開支基本上沒有增加。
一次過撥款變小恩小惠
其後， 年度經營開支雖有增加， 但2010╱11 年度的經營開支只是2407 億元，只較2003╱04 年度實施節流時的2032 億元只增加18.5％，而同期的名義本地總產值則增加41.6％。可見經營開支經數年節流後，難以回復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應有水平，經營開支無論在質及量均有所減退，這是特區政府為達致盈餘及累積財政儲備而欠港人的債。
財政司司長也許察覺到經營開支的嚴重滯後，故近年也嘗試作較大幅度的增加。不過，近年財政司司長喜作一次過撥款，例如額外增發一個月綜援金、向學生發放一次過津貼、代繳兩個月公屋租金等，這些都是一次過措施，多視上年度修訂盈餘是否大幅度超逾預算案預測而定。這種以一次過措施的所謂與民共享繁榮、還富於民，無可否認即時幫助綜援和低收入家庭，卻反映出特區政府不願作出改善社會保障和民生福利的長遠財政承擔，一次過撥款變成小恩小惠。
注資強積金難解貧富懸殊
在社會保障方面，自2000 年推出私營強積金後，特區政府無視私營強積金不足以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竟然有進一步研究建立相關的退休保障制度作補充，單靠以財政支出一次過注資強積金，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也無助於緩解日益惡化的貧富懸殊問題；溫總建議特區政府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誠一針見血之言。
溫總建議特區政府增加社會保障和民生開支，溫總當然清楚特區政府2011╱12 預算案公開支持佔本地總產值的比重（簡稱公營部門）已高達21％；曾俊華提出修訂後更會調升，超過開支總額準則中公營部門上限為20％或以下的目標。但溫總仍建議特區政府增加社會保障和民生的開支，足見溫總認為改善社會保障和民生較堅守公營部門不逾20％的準則更重要，《基本法》第107 條並無提及公營部門上限，曾俊華宜應檢討及修訂公營部門上限的準則。
特區政府標榜行政主導，向來不願（許多時是不屑或不敢）與各界深入問題重心作理性討論，以及作出政策變革。這種表面看來政策穩定，卻無法適應社會新環境的挑戰，無法善用財政資源改善民生，反而造成政府與市民及行政與立法的對立，製造社會不穩，不啻是對追求「穩壓壓倒一切」的特區政府的一大諷刺。
溫總的忠告簡單明確，挑戰特區政府當前政策和管治思維。從特區政府回應溫總忠告時的避重就輕，迴避原則性問題，相信曾俊華也不會在2011╱12 預算案辯論總結陳辭或在2012╱13 預算案作深入的討論，將會再一次教溫總及港人失望。
猶幸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在即，溫總八年來對特區政府的忠告與建議應成為候選人辯論的主題，行政長官是加深或緩解本港深層次矛盾的關鍵人物，所以候選人必須詳細闡釋其施政理念與方針，對當前政策的看法及對溫總忠告的回應，好讓港人釋懷。
二之二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鄧樹雄
2011年4月11日 星期一
善用「外儲」改善民生
信報財經新聞 2011-04-12
P23 | 時事評論 | By 鄧樹雄 標示關鍵字
截至3 月底，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預計特區政府共有財政儲備五千九百一十五億元，顯示特區政府財政狀況極之充裕。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本年人大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中，也談到特區政府的財政問題。他說： 「香港有着比較充裕的財政收入和雄厚的外滙儲備，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特別要照顧好弱勢群體，致力改善民生。」溫總八年來多次談及香港問題，這是他首度公開評論特區政府的財政政策，對因2011╱12 年度預算案弄到焦頭爛額的曾俊華來說，真是雪上加霜。
基本消除結構性赤字
除政制外，中央最關注特區政府的財政穩定，在八十年代中草擬《基本法》時，商界憂慮民主派以濫發免費午餐的政綱吸引選民；中央則憂慮特區政府會成為中央的財政包袱，於是《基本法》第107 條訂下極具爭議的所謂審慎理財的政策性條文：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回歸後，特區政府即遇上亞洲金融危機，導致自1998╱99 年度起連續數個年度出現巨額赤字。對於連年赤字預算有否違反《基本法》第107 條，在港曾引起激烈爭論，讓特區政府吃盡苦頭；可幸人大常委會並未為此解釋《基本法》第107 條，令特區政府可鬆一口氣。自此，特區政府遂採取更保守的理財手段，控制開支，甚或削支，力求避免結構性赤字。
溫總評論的重點，是特區政府手中有錢（充裕的財政收入及雄厚的外滙儲備），而社會保障和民生的開支不足（有待進一步改善）。
特區政府的回應只強調「謀劃長遠、改善民生、照顧老弱是特區政府一貫的施政重點」；又指出「2011╱12年度預算的經常開支增長率較本地生產總值為高，反映特區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承擔，更有56％的經常開支會用於教育、衞生和社會福利方面」。那是完全迴避了溫總「財政充裕與開支不足」的批評。
是以，對比溫總的評論與特區政府當前的財政政策，便可知溫總的評論是否有理。
九七亞洲金融危機後，特區政府出現巨額財赤，經營賬入不敷支。內部研究得出，特區政府會出現結構赤字的結論，所以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即大增直接稅和間接稅，並控制開支增長；香港經濟於2004年復蘇後，經營賬終於在2005╱06 年度回復盈餘。
2008 年底出現的世界金融危機，對特區財政有不同的影響，特區政府採取減稅和反周期的開支政策，但由於美國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以致國際資金流竄，資產價格急升，與資產交易有關的稅收因而大增，所以由2008╱09至2010╱11 三個年度的赤字預算最終均錄得盈餘，其中猶以2010╱11 年度的修訂盈餘最大。此外，由2012╱13 至2015╱16 中期預測的經營賬盈餘平均高達六百億元，可見結構性赤字已基本消除。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獨立，稅收毋須上繳中央，而特區並無再細分多級政府，故特區政府不須與下級政府攤分稅收，卻可以徵收多個稅種；特區政府現行的稅制簡單和稅率甚低，故徵稅的潛力甚高。溫總所謂的「香港有着比較充裕的財政收入」，並非無理。
抱持「藏富於官」心態
溫總還提到特區政府有雄厚的外滙儲備。這對財政開支有何影響？
所謂外滙儲備，是以特區政府外滙基金持有以美元資產為主的儲備。由於香港實施以港元兌美元的聯繫滙率制度（下列數據以港元為單位顯示），外滙基金現時擁有近二萬三千五百億元的儲備，其中與財政開支有關的，是存於外滙基金高達五千九百一十五億元的財政儲備，只交由外滙基金管理，特區政府可自由運用的財政開支。
此外，外滙基金的累積盈餘也接近六千億元，這是外滙基金以發鈔銀行存入等值美元作發鈔準備來投資所累積的盈餘（也可簡稱發鈔盈餘），各國均把發鈔盈餘撥作年度財政收入，但特區政府則不作此調撥，全由外滙基金累積。
事實上，《外滙基金條例》賦予財政司司長可調撥外滙基金累積盈餘作財政開支的權力，而各政黨一再要求財政司司長作此調撥，以增加特區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用以支付各種新增經常開支；但始終為財政司司長所拒。
不過，溫總卻提出特區政府雄厚的外滙儲備可用作改善民生，其意應指可運用此外滙基金累積盈餘，以及存於外滙基金的財政儲備，因為如溫總單指財政儲備，就不應提及外滙儲備了。可見溫總不認同特區政府的保守立場。
特區政府總是有種「錢多可壯膽」的心態。例如金管局總裁（無論是前任的任志剛或現任的陳德霖）一直強調，為維護港元聯繫滙率的穩定，外滙儲備愈多愈好；又如財政司司長（從曾蔭權到唐英年到曾俊華）為維護特區政府的財政穩定，有累積財政儲備愈多愈好的傾向。
曾蔭權曾提出財政儲備有支援聯滙穩定的功能，以致大幅提高財政儲備的理想水平；唐英年更進一步取消財政儲備較明確的準則，而以國基會於2006 年底的相關研究作參考，對財政儲備的要求更倍於曾蔭權的標準。難怪各界有「藏富於官、不善用儲備」的批評。
這是中央首次公開評論特區政府的財政政策，不過，溫總不是指摘特區政府違背《基本法》第107 條有關審慎理財的精神，而是指出特區政府不善於運用充裕的財力去致力改善民生。
至於社會保障和民生開支，又是否不足？明天續談。
二之一．明天續刊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鄧樹雄
P23 | 時事評論 | By 鄧樹雄 標示關鍵字
截至3 月底，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預計特區政府共有財政儲備五千九百一十五億元，顯示特區政府財政狀況極之充裕。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本年人大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中，也談到特區政府的財政問題。他說： 「香港有着比較充裕的財政收入和雄厚的外滙儲備，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特別要照顧好弱勢群體，致力改善民生。」溫總八年來多次談及香港問題，這是他首度公開評論特區政府的財政政策，對因2011╱12 年度預算案弄到焦頭爛額的曾俊華來說，真是雪上加霜。
基本消除結構性赤字
除政制外，中央最關注特區政府的財政穩定，在八十年代中草擬《基本法》時，商界憂慮民主派以濫發免費午餐的政綱吸引選民；中央則憂慮特區政府會成為中央的財政包袱，於是《基本法》第107 條訂下極具爭議的所謂審慎理財的政策性條文：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回歸後，特區政府即遇上亞洲金融危機，導致自1998╱99 年度起連續數個年度出現巨額赤字。對於連年赤字預算有否違反《基本法》第107 條，在港曾引起激烈爭論，讓特區政府吃盡苦頭；可幸人大常委會並未為此解釋《基本法》第107 條，令特區政府可鬆一口氣。自此，特區政府遂採取更保守的理財手段，控制開支，甚或削支，力求避免結構性赤字。
溫總評論的重點，是特區政府手中有錢（充裕的財政收入及雄厚的外滙儲備），而社會保障和民生的開支不足（有待進一步改善）。
特區政府的回應只強調「謀劃長遠、改善民生、照顧老弱是特區政府一貫的施政重點」；又指出「2011╱12年度預算的經常開支增長率較本地生產總值為高，反映特區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承擔，更有56％的經常開支會用於教育、衞生和社會福利方面」。那是完全迴避了溫總「財政充裕與開支不足」的批評。
是以，對比溫總的評論與特區政府當前的財政政策，便可知溫總的評論是否有理。
九七亞洲金融危機後，特區政府出現巨額財赤，經營賬入不敷支。內部研究得出，特區政府會出現結構赤字的結論，所以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即大增直接稅和間接稅，並控制開支增長；香港經濟於2004年復蘇後，經營賬終於在2005╱06 年度回復盈餘。
2008 年底出現的世界金融危機，對特區財政有不同的影響，特區政府採取減稅和反周期的開支政策，但由於美國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以致國際資金流竄，資產價格急升，與資產交易有關的稅收因而大增，所以由2008╱09至2010╱11 三個年度的赤字預算最終均錄得盈餘，其中猶以2010╱11 年度的修訂盈餘最大。此外，由2012╱13 至2015╱16 中期預測的經營賬盈餘平均高達六百億元，可見結構性赤字已基本消除。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獨立，稅收毋須上繳中央，而特區並無再細分多級政府，故特區政府不須與下級政府攤分稅收，卻可以徵收多個稅種；特區政府現行的稅制簡單和稅率甚低，故徵稅的潛力甚高。溫總所謂的「香港有着比較充裕的財政收入」，並非無理。
抱持「藏富於官」心態
溫總還提到特區政府有雄厚的外滙儲備。這對財政開支有何影響？
所謂外滙儲備，是以特區政府外滙基金持有以美元資產為主的儲備。由於香港實施以港元兌美元的聯繫滙率制度（下列數據以港元為單位顯示），外滙基金現時擁有近二萬三千五百億元的儲備，其中與財政開支有關的，是存於外滙基金高達五千九百一十五億元的財政儲備，只交由外滙基金管理，特區政府可自由運用的財政開支。
此外，外滙基金的累積盈餘也接近六千億元，這是外滙基金以發鈔銀行存入等值美元作發鈔準備來投資所累積的盈餘（也可簡稱發鈔盈餘），各國均把發鈔盈餘撥作年度財政收入，但特區政府則不作此調撥，全由外滙基金累積。
事實上，《外滙基金條例》賦予財政司司長可調撥外滙基金累積盈餘作財政開支的權力，而各政黨一再要求財政司司長作此調撥，以增加特區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用以支付各種新增經常開支；但始終為財政司司長所拒。
不過，溫總卻提出特區政府雄厚的外滙儲備可用作改善民生，其意應指可運用此外滙基金累積盈餘，以及存於外滙基金的財政儲備，因為如溫總單指財政儲備，就不應提及外滙儲備了。可見溫總不認同特區政府的保守立場。
特區政府總是有種「錢多可壯膽」的心態。例如金管局總裁（無論是前任的任志剛或現任的陳德霖）一直強調，為維護港元聯繫滙率的穩定，外滙儲備愈多愈好；又如財政司司長（從曾蔭權到唐英年到曾俊華）為維護特區政府的財政穩定，有累積財政儲備愈多愈好的傾向。
曾蔭權曾提出財政儲備有支援聯滙穩定的功能，以致大幅提高財政儲備的理想水平；唐英年更進一步取消財政儲備較明確的準則，而以國基會於2006 年底的相關研究作參考，對財政儲備的要求更倍於曾蔭權的標準。難怪各界有「藏富於官、不善用儲備」的批評。
這是中央首次公開評論特區政府的財政政策，不過，溫總不是指摘特區政府違背《基本法》第107 條有關審慎理財的精神，而是指出特區政府不善於運用充裕的財力去致力改善民生。
至於社會保障和民生開支，又是否不足？明天續談。
二之一．明天續刊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鄧樹雄
2011年3月18日 星期五
2010-11年度6項優勢產業曾推行的計劃及措施名稱，以及各項目的開支
| (a) | 在2010-11年度6項優勢產業曾推行的計劃及措施名稱，以及各項目的開支如下： | ||
| | (i) | 醫療產業 政府預留了4幅位於黃竹坑、將軍澳、大埔及大嶼山的土地，用作發展私營醫院。我們在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期間，徵求發展意向書。 | |
| | (ii) | 教育產業 當局在2008年落實一籃子措施，包括把公帑資助課程錄取非本地學生的限額倍增至20%；設立10億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政府獎學基金」)，頒發政府獎學金予傑出的本地和非本地學生；容許非本地學生擔任暑期工作和在校內兼職；以及讓非本地學生畢業後無條件留港12個月。 近年，我們也推出多項措施促進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 | |
| | | ˙ | 批地計劃—— 該計劃以象徵式地價批出土地，供自資非牟利專上院校興建專用校舍。計劃自2002年推行以來，已批出8幅土地。我們現正就新界前皇后山軍營的土地，徵求發展意向書； |
| | | ˙ | 開辦課程貸款計劃—— 該計劃為自資專上院校提供貸款，協助院校興建新校舍，以及重置環境未如理想的現有校舍，例如翻新空置校舍。計劃自2001年推行以來，總承擔額達70億元；以及 |
| | | ˙ | 質素提升津貼計劃—— 該計劃資助有助改善學生學習、教學方法、課程質素和就業輔導服務的項目或措施。當局於2008年一次過注資1 億元推行該計劃。 |
| | | 把公帑資助課程錄取非本地學生的限額增至20%，並不會令政府承擔額外經常開支，原因是院校會藉收取學費和其他收入來源應付額外學額所涉及的經常開支。入境事務處負責處理因落實上述措施而增加的學生入境申請、延期居留申請，以及學生家屬入境申請；2010-11年度的員工開支約為293萬元。至於政府獎學基金，基金的投資和會計事務由庫務署署長監督；2010-11年度的員工開支約為152萬元。 | |
| | (iii) | 檢測和認證產業 政府在支持檢測和認證產業方面的開支約為7,290萬元，主要是為業界提供認可服務、校正服務和有關國際標準的資訊，並為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提供秘書處支援，協助該局推行去年3月提出的行業3年發展藍圖。該發展藍圖採取雙管齊下的方式，推動行業發展，既從整體上提升認可服務和業內各項生產因素，增強行業的競爭力，又針對4個選定行業(即中藥、建築材料、食品和珠寶)成立工作小組，重點開發新的檢測和認證服務，加以推廣。該局也藉着參加大型貿易展覽會等渠道，加強推廣香港的檢測和認證服務。 | |
| | (iv) | 環保產業 我們通過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推動環保產業與綠色經濟的發展，包括立法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益和推動使用節能家用電器，成立綠色運輸試驗基金，推廣電動車，擴大政府的環保採購物品清單，在工務工程中試用新的環保物料，鼓勵環保科研和建設環保基建設施等。 在2010-11年度，政府投入環境保護及保育的非經常開支約47億元。 | |
| | (v) | 創新科技產業 政府在推動創新科技方面的開支約為11億元，主要包括支持研發中心的工作，通過創新科技基金撥款支持應用研發項目，以及舉辦活動以推動和宣傳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為加強推動應用研發項目的工作，並鼓勵企業與公營科研機構加強合作，政府於2010年4月推出「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讓進行應用研發項目的企業享有科研投資額10%的現金回贈。政府也決定開展造價49億元的科學園第3期工程。項目預計在2013至2016年陸續落成，並會創造4 000個與研發工作有關的職位。 |
| | (vi) | 文化及創意產業 在文化產業方面，政府用於文化藝術的開支約為28億元(不包括基建工程方面的開支)。為推動本地的文化產業，以及配合西九文化區的建設，我們在2010-11至2014-15年度，額外預留了4.86億元的經常開支，以進一步強化我們的文化軟件。這些措施包括加強對本地藝團(包括中小型藝團)的支援，豐富香港藝術節的節目內容，資助與保存和發展粵劇有關的項目，以及加強推廣公眾藝術等。 另外，我們已於2010年7月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藝術部分注資15億元。我們計劃接受撥款申請，並會利用基金的年度投資回報，支援香港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 在創意產業方面，「創意香港」在諮詢立法會和業界後，一直根據所制定的7大策略，推動本港創意產業的發展。這些策略是： (a) 栽培創意人才； (b) 促進創意企業成立和發展； (c) 製造對創意的需求，並擴大創意產業的本地市場規模； (d) 在內地和海外推廣本地創意產業，以助業界開拓外地市場； (e) 在社會上營造創意氛圍； (f) 在本土凝聚創意產業社羣，促進交流，產生協同效應；以及 (g) 舉辦大型活動，以推動本港成為亞洲創意之都。 「創意香港」轄下設有多項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資助計劃。「創意智優計劃」旨在資助有利本港創意產業發展的項目，以推動和促進本地創意產業的發展，將香港打造成亞洲創意之都。「設計智優計劃」旨在加強政府對設計與創新的支援，鼓勵各行各業更廣泛採用設計與創新，以助產業走高增值路線。「電影發展基金」的宗旨，是為電影項目提供財政支援，促進本港電影業的長遠發展。 在2010-11財政年度，「創意香港」的預算開支為1.87億元，包括個人薪酬和部門開支4,880萬元，以及一般非經常開支1.38億元(包括「創意香港」轄下多項資助計劃的撥款和香港設計中心的營運開支)。 |
| (b) | 2008年和2009年6項優勢產業的就業人數載於下表。政府沒有2010年的數字，原因是相關數字須根據商業機構提供的詳細資料計算，但目前很多商業機構仍未擬備2010年的詳細數據，因此未能提供資料。 | |
6項優勢產業的就業人數
| 僱員分布 | 就業人數 | 每年增長率 | |
| 2008年 | 2009年 | ||
| (i) 醫療產業 | 70 440 | 71 990 | +2.2% |
| (ii) 教育產業 | 56 840 | 62 240 | +9.5% |
| (iii) 檢測和認證產業 | 12 420 | 12 610 | +1.5% |
| (iv) 環保產業 | 31 270 | 32 410 | +3.6% |
| (v) 創新科技產業 | 26 090 | 27 470 | +5.3% |
| (vi) 文化及創意產業 | 191 260 | 188 250 | -1.6% |
| 6項優勢產業就業人數總計 | 388 320 | 394 970 | +1.7% |
| (c) | 2008年和2009年6項優勢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載於下表。政府沒有2010年的數字，原因是相關數字須根據商業機構提供的詳細資料計算，但目前很多商業機構仍未擬備2010年的詳細數據，因此未能提供資料。 |
6項優勢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1)
| 產業 | 2008年 | 2009年 |
| (i) 醫療產業 | 1.4% | 1.6% |
| (ii) 教育產業 | 1.0% | 1.1% |
| (iii) 檢測和認證產業 | 0.3% | 0.3% |
| (iv) 環保產業 | 0.3% | 0.3% |
| (v) 創新科技產業 | 0.6% | 0.7% |
| (vi) 文化及創意產業 | 4.0% | 4.1% |
| 6項優勢產業(2) | 7.6% | 8.0% |
註:
為方便比較6項優勢產業中私營部分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我們使用了以總增值計算的名義本地生產總值。這與常用的以當時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略有不同。
| | (1) | 這套估計數字反映6項優勢產業的私營部分的直接經濟貢獻。 |
| | (2) | 以上6項優勢產業私營部分的整體數字，只是把個別產業的數字簡單加總計算。數據使用者須注意6項優勢產業之間會有一些重疊的情況。 |
| (d) | 政府在2011-12年度就6項優勢產業推行的措施和預算開支如下： | |
| | (i) | 醫療產業 政府預留了4幅位於黃竹坑、將軍澳、大埔及大嶼山的土地，用作發展私營醫院。我們在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期間，徵求發展意向書。我們考慮收到的建議和意見後，現正制訂批地安排，並計劃自2011年年底或2012年起分期批出土地。 | |
| | (ii) | 教育產業 | |
| | | ˙ | 向政府獎學基金注資2.5億元，讓獎學金也能惠及公帑資助的副學位課程學生； |
| | | ˙ | 撥款1億元推行為期5年的先導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本地專上學生到內地參加短期實習或學習，包括參觀、交流或義工服務等活動；以及 |
| | | ˙ | 設立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總承擔額為25億元，支持自資專上教育的發展。 |
| | | 庫務署署長會繼續監督政府獎學基金的投資和會計事務，2011-12年度的預算員工開支約為137萬元。撥款1億元資助專上學生到內地參加短期實習或學習，不會涉及額外經常開支。至於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庫務署署長會監督基金的投資和會計事務，2011-12年度的預算員工開支約為96萬元。 | |
| | (iii) | 檢測和認證產業 政府會繼續為業界提供認可服務、校正服務和有關國際標準的資訊，並支援香港檢測和認證局落實行業3年發展藍圖，預計開支為8,200萬元。 | |
| | (iv) | 環保產業 為鼓勵運輸業界試驗低污染和低碳的綠色運輸工具和相關技術，政府將於2011年3月成立為數3億元的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為鼓勵市民採取實質行動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當局通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撥出4.5億元，以配對方式資助私人樓宇業主進行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和能源效益項目。 我們投入超過9,300萬元，開展了為期5年的「清潔生產伙伴計劃」，以鼓勵並協助珠三角地區的港資工廠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和作業方式。伙伴計劃也促進廠戶間就環保技術的資訊交流，以及推廣相關的技術及服務。 | |
| | (v) | 創新科技產業 政府已預留大約11.8億元以推動創新科技。這筆撥款主要用於支持研發中心的工作，通過創新科技基金撥款支持應用研發項目，以及舉辦活動以推動和宣傳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 | |
| | (vi) | 文化及創意產業 在文化產業方面，政府會撥款超過28億元用作發展藝術文化軟件。 在創意產業方面，「創意香港」會根據所制定的7大策略，繼續推動本港創意產業的發展。在2011-12財政年度，「創意香港」的預算開支為2.39億元，包括個人薪酬和部門開支5,120萬元，以及一般非經常開支1.88億元(包括「創意香港」轄下多項資助計劃的撥款和香港設計中心的營運開支)。 |
| 簽署︰ | |
| 姓名： | 麥綺明 |
| 職銜： | 行政署長 |
| 日期： | 16.3.2011 |
訂閱：
文章 (Atom)